三浦友和口述与百惠的婚恋故事

seagull~

<img src=http://image2.sina.com.cn/cul/l/a/2004-03-03/U207P60T4D50011F49DT20040303111429.jpg>

seagull~

　　曾说过上百次“我爱你”

　　我和百惠第一次见面，是在“格力高”食品广告的拍摄现场，她十五岁，我二十二岁。

　　当时，她还处于演艺事业的起步阶段，歌曲也刚开始走红。

　　她剪着一头短发，健康、充满青春活力。我不知道她我有什么印象。

　　当时，我步入演艺圈才两年，婚后我们回忆当年往事，她说当时在她这个高一学生眼里，我这个二十二岁的“成年男人”对人爱理不理的。

　　一九七四年五月初识后不久，九月，我们又有机会同演一部电影，就是过去曾多次被搬上银幕的川端康成名著——《伊豆的舞女》。

　　我和百惠为“格力高”拍广告被导演西河克已先生看中，我幸运地成了男主角。《伊豆的舞女》获得巨大成功。

　　后来，我们合演了《潮骚》。




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的结婚照

　　那以后的五年时间，我们每年暑期和年底都要合演两部片子，与此同时，还拍摄了电视剧《血疑》、《赤色冲击》及各种广告，共同接受娱乐杂志的采访，一年中我们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一起。

　　电影电视里的“金童玉女”全部是演绎爱情故事的，如果把彩排时间也算上，我们合作的大约六年当中，我对她说了几百次的“我爱你”、“我喜欢你”，她对我也一样。

　　不知什么时候起，也我们合作了一两年之后，我被她的工作之外流露出的天真烂漫和纯洁可爱深深吸引住了。

　　在这个过程中，剧本上的“我爱你”越过了“假戏真做”的界线，变成了我通过摄影机，在千百万观众面前对她进行大胆的爱的表白。

　　从某天起，我开始相信她也是怀着和我同样的感情重复着那句台词，我们俩成了“共同的主犯”。

　　说句大胆的话，工作现场成了我们最轻松的约会地点。被迫自曝恋情

　　一九七九年的新年，在广告片的外景地夏威夷，我正式向她求婚，这是我们关系的一个转折点，那时，还有两个多星期就是她的二十岁生日。

　　她的眼中闪着泪光，回答说：“好的。”

　　“谢谢”我说。

　　停顿了一会儿，她说：“如果结婚，我打算辞掉公司的工作。”

　　从一个男人的自私心理出发，我希望妻子能一直在家，每天回家时有她在家里迎接。然而和我的那份自私心理相比，她当时在演艺界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

　　她的歌艺和演技如日中天，正处于事业的巅峰。

　　而且大家都认为她的前途将更加辉煌，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出类拔萃的演艺人才。

　　在我决定和她结婚那时起，我就打算把那份自私心理深藏在内心的角落。我，二十七岁，当时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够格的演员。山口百惠却抛开一切，准备把一生的赌注押在我这个男人身上。

　　虽然我有些犹豫，但还是下决心接受她的这份心意。

　　就在那时，发生了一件事。

　　一天她到我家来，半夜，我想叫出租车送她回去，我们两人刚走到马路上，突然跑过来一个男人，这男人手中的闪光灯对着我们一闪。

　　那一瞬间，我没有立即醒悟发生了什么，我马上叫住了一辆出租车，把她推进车里，自己也钻了进去。

　　车子开了一段距离以后，我的头脑冷静了下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在闪光灯亮时，我看到了另一个男人，我想起他们两个似乎是哪家女性周刊杂志社的编辑和摄影记者。

　　我和百惠商量以后认为解决办法只有一个：由我们主动向公众宣布我们在正在谈恋爱，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

　　几个小时前被拍到的照片，明天不知道媒体会怎样报道。

　　我们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二天，在她的演唱会上，当她和观众进行交流时由她向公众宣布我们的恋爱关系。

　　不出所料，她宣布此事后的第二天，电视节目和体育报的娱乐版均把这件事作为头条新闻报道。

　　那之后的几个星期，这件事成了热门话题，我们被拍到的那张照片反而到很晚才刊登出来。

　　有句成语叫“因祸得福”，这件事上客观上缩短了我们步入婚礼殿堂的进程。

　　大约一年以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我们举行了婚礼。不得安宁的家庭主妇

　　婚后，媒体依然激烈地追逐着我们。

　　在那段时间里，每逢我的生日或是音乐会的祝贺酒会，我都和百惠一起公开露面。

　　由于媒记者非常想拍到她的照片，会场外面总会聚集很多记者，我们俩一起接受他们的采访。

　　然而她每年只有那么一、两次在电视荧屏上亮相，对媒体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除了刊登我们接受采访的内容之外，周刊杂志上几乎每星期都有关于我们的五花八门的标题和照片，电视台也把她过去作品编成特集播出。

　　有的杂志还把一些胡编的乱造的消息配上“真相大曝光”的标题反复报道。

　　即便如此，媒体仍然不足，还希望能够更多知道一些她的消息。

　　“我有一个解决的办法。”电视台的一位导演态度认真地向我们提议。

　　他的主意是这样的：“每个月或每三个月由百惠召开一次简短的记者招待会，向媒体介绍一下生活近况。”

　　这位导演对自己的提议颇为自得，并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他说作为交换条件，他可以让各家媒体作出保证：在日常生活中不对我们进行跟踪报道。

　　我们很清楚，采取这个办法可以轻松许多。

　　百惠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由于她过去在演艺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受到公众的广泛的关注，况且她的丈夫也是一个演员，综合这些因素，做一家庭主妇的愿望对她来说是一个相当困难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的目标，这一点她比谁都消楚。

　　因此，她拼命地努力。

　　她和我一起接受采访，明知会被记者拍到照片还自已外出买东西，并在杂志上发表散文等等，这些都是她努力的具体表现。

　　她希望这样做能使媒体对我们的跟踪报道有所收敛。孩子们害怕出门

　　我的大儿子出生后，我们抱孩子去医院注射疫苗时，都曾被记者包围过，那时他只是一个在母亲怀里安睡的婴儿。后来，除非万不得已，我们都尽量避免出现那样的情况。

　　我们的大儿子从记事起，百惠带他到附近购物或公园玩，突然间也会被记者包围。

　　遇到那种情况，为了不让孩子受到影响，她会带着儿子马上离开。孩子很敏感，这样的情况重复几次后，他开始讨厌出门了，儿子到两岁为止，还不喜欢出去，即使出去也是紧紧地依偎在妈妈怀里，寸步不离。

　　我不知道胎教对儿女有何影响，如果有的话，他妈妈怀他的十个月里被媒体弄得疲惫不堪，也许他在妈妈肚子里时就已深受影响。

　　我们的老二比哥哥小一岁，在他出生一年半以后，我们家搬到了东京郊外。

　　我的新家里有院子，周围有很多公园，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这种环境里能更快乐。

　　搬家后不久，百惠意识到她想拉着孩子的手走出家门是不可能的。

　　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我家周围的记者人数渐渐变少了，但我们还是怕他们不知什么时候会从哪儿冒出来，这种恐惧心理和过去一样，丝毫没有变化。

　　需要带孩子出去玩，只能由我或朋友开车带他们出去。

　　孩子们玩耍时，我们大人在四周“站岗放哨”，时刻注意周围的动静。

　　在旁人看来这可能显得有些滑稽、有些神经过敏。

　　然而，我们两人这样做却是认真的。

　　百惠和孩子们需要松弛一下需要一个调节身心的地方。

　　我一有空就开车和他们一起去八岳山，那里有我朋友经营的一家乡村小屋式的旅馆。

　　我的眼前，百惠注视着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在大自然里奔来奔去，这景象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心灵的休憩。那里是我们全家的“世外桃源”。儿子入园日与媒体冲突

　　一九八九年四月，刚刚早晨七点，我们家外面已聚集了黑压压一大片记者。

　　一丝不安掠过我的心头，因为今天我必须带着孩子出去。

　　到幼儿园的第一天最重要，我的想法和别人一样。

　　记得我们接到这所幼儿园的入园通知时，全家高兴得抱在一起。

　　我十分感谢这所幼儿园，但在喜悦之余，也有一点担心，随着大儿子入园日子的临近，这种担心与日俱增。入园仪式的前几天，我的经理人去了幼儿园，此后又多次和幼儿园联系，和他们商量到时候应该尽最大可能避免发生混乱。幼儿园方面十分配合，破天荒地允许我们在当天等大批孩子和家长全部进入幼儿园以后，用车把孩子送到幼儿园门口。

　　入园日到了，经理人打来电话说门前很混乱，媒体记者根本不听劝告，压根儿不想离开门口。

　　经理人让我们按预定时间出发，只要到了幼儿园门前，其他事他会想办法解决的。

　　这天在我们家门前和幼儿园门前的记者共有两百多人，只要我们一离开家，他们就会全部集中在幼儿园门口，仅靠十数人维持秩序是完全控制不了局面的。

　　我挂了电话，反而平静了下来。我想：只有强行突破了。

　　这时，我心里像是燃起了一粒火种，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杀机之类的本能。司机来了，我说：“我们走吧！”

　　我蹲下来对大儿子说：“今天外面人很多，也许很吵，不过有爸爸妈妈在，你不用害怕，知道吗？”

　　大儿子一脸茫然：“知道了。”

　　上车后，我坐在司机身边的位子上，让百惠和孩子坐在后面。

　　我把车门关行紧紧的。我的手一按遥控器按钮，我家的大门缓缓打开。

　　“开啦！开啦！”我听到嘈杂的叫声。接着，我看到周围有无数人拥了上来，他们举起相机，闪光灯不停地对我们闪动，人群拥进了车库，我们的车被围住了。

　　从车库到马路上的第一个拐角只有大约二十米左右的距离，而我们的车宛如一艘破冰船缓缓向前蠕动。

　　好不容易，我们接近最后一个路口了。此时，已有好向辆车尾随我们后面。

　　过了这个红绿灯右拐弯就是幼儿园大门，我看了看百惠，她紧紧地抱着孩子......也许是记者们早已调查清楚我们的路线了，在路口的红绿灯前也等着几个记者，我们的车已被两面夹击。

　　红灯亮了，我们的车未停稳，摄影记者们“呼啦”一声从前后拥了上来，车身也开始晃动，闪光灯四射。

　　“哇......”孩子哭了起来。百惠安慰着孩子：“不要紧！不要紧！”

　　“我怕！我怕！”孩子边叫边哭得更响了。

　　我打开车门，一只脚跨出去，对着外面喊：“孩子已经吓哭了，你们别这样！”

　　可是毫无用处。

　　一个摄影记者趁我打开车门，把一只手从车门的空隙里伸进车内，打算拍坐在后排的百惠和孩子。

　　在这一刹那，我爆发了！我回到车里，狠狠地关上车门，那只拿照相机的手被夹住了，我又用力关了好几下车门，我抢下了照相机，看到那只手缩回去以后，我跳下车，关紧了车门。

　　后来的事我只记得一些片段：我和一中年女摄影记者发生了争执。

　　百惠也下了车，对准那个把手伸进车内的记者就是一耳光。

　　那人揪着我说：“还我的相机！”

　　我回头就给了他一拳，他摔倒在地。我催百惠赶快上车，我们终于离开了那个路口。

　　我透过挡风玻璃看到不远处的幼儿园前聚集了一大群记者，我请来维持秩序的人正竭力劝他们离开门口，双方互不相让。

　　混乱，太混乱了！我们的车已经停在幼儿园门前，我们却无法再前进一步。我对着经理人大喊一声：“够了！我们走了！”

　　接着我钻进车里，在众人吃惊的目光下离开了幼儿园。

　　回家后不久，我的经理人来了，我刚把他迎进客厅，他眼睛一红，哭出了声：“我们没帮上什么忙，真对不起！孩子太可怜了！”

　　经理人走后，我把穿着幼儿园制服的大儿子叫到阳台上，让他戴上帽子，给他拍了照，然后我和百惠又分别和他一起合影。我们希望把今天这个日子纪念一下。百惠为全家做了她拿手的赤豆糯米饭，全家人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夜幕降临，我们的两个孩子像往常一样在客厅的沙发上香甜地睡着了，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加冰块，凝视着大儿子熟睡的小脸。

　　看着看着，我的眼泪禁不住扑簌簌地往下流，我几乎要哭出声来了，但我拼命忍住。对着他们两人，我在自己心里说了一句：真对不起，孩子！（编辑：独孤）

　　(本文摘自《三浦友和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