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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文学简介ZT(兼灌水赚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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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8 12:50 |只看该作者
匈牙利文学
  匈牙利早期有丰富的口头民间文学。在民间传说中最早出现的,是基督教时代的口诵诗和弹唱诗人的唱词(叫作“莱盖什”)以及悼歌中有韵的歌曲。  

  11世纪末,匈牙利人改信基督教以后,为了适应欧洲文化发展的需要,拉丁文开始作为官方文字使用。最早的文学活动中心是修道院和宫廷。文学作品以手抄本传播,其内容大多是有关东方的故事。在匈牙利文学中,采用匈牙利文和拉丁文写作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直到这时,作为文学语言的拉丁文才被废弃。  

  匈牙利文作为文学语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古老的匈牙利文的宗教文学作品出现于1200年,以《讣词》和《圣母马利亚的哀歌》为开端。匈牙利文宗教文学是在异教徒反抗教会的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已发现47种文献的手抄本,是有关匈牙利古代文学起源的重要资料。加斯帕尔·卡罗伊 (?~1592)翻译的《圣经》,艾勒托西·希尔维斯特·亚诺什(1504~1555)翻译的《新约全书》,对匈牙利语言的运用和史诗的发展都起过促进作用。  16至17世纪,匈牙利人反抗土耳其侵略的斗争,成为这一时期匈牙利文学发展的动力。迪诺第·兰多什·斯波齐扬(1505?~ 1532)的史诗是匈牙利人反抗土耳其侵略的真实记录。这一时期,巴拉什·巴林特 (1554~1594) 在欧洲文艺复兴精神的熏陶下以战歌形式写作的抒情诗,表现了文艺复兴的“生命的喜悦”,使他的诗产生了特殊的战斗力。  

  17世纪,匈牙利人民遭受哈布斯堡王朝和土耳其的双重压迫,于是加强国家的团结和壮大军事力量以抗击外来侵略,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军事家兼诗人兹里尼·米克洛什(1620~1664)的民族史诗《塞格德之危》(1645~1646),通过对塞格德的英雄们捍卫祖国的业绩的回忆,鼓舞人民反抗土耳其侵略的信心。这部史诗是在意大利诗人塔索的宗教史诗的影响下写成的。史诗结构比较松散,但是这也使作者有可能写出他认为最迫切的民族独立问题以及他自己对于道德的复兴观念。在此时期,还出现了“库鲁茨”(十字军骑士)的民间诗,作者均为无名诗人。这些诗集中歌颂了拉科齐·费伦茨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作品被称为抵抗时期的文学。  

  18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思想在匈牙利得到了传播。进步的知识阶层主张解放农奴和使用匈牙利语言。他们在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影响下,以大学教授马尔丁诺维奇·伊格南茨(1755~1795)为首,组成了进步的作家团体“匈牙利雅各宾党”,鼓舞着许多作家为民族解放而献身。剧作家拜塞涅伊·久尔吉写的拟古悲剧《阿吉什》和鲍恰尼·亚诺什(1746~1845)写的《法兰西的变迁》,被认为是匈牙利启蒙文学的开端。作品表达了进步的知识阶层对法国大革命的向往与人类解放的信念。乔科诺伊·维泰兹·米哈伊(1773~1805)是匈牙利早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最先学习民间诗歌的写实手法。他的抒情诗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集中体现了启蒙时期文学的重要成就。法泽考什·米哈伊的长诗《牧鹅少年马季》(1815),塑造了劳动人民反抗地主阶级统治的机智勇敢的典型形象。考托纳·尤若夫(1791~1830)是匈牙利启蒙时期优秀的剧作家,他创作的悲剧《邦克总督》是匈牙利早期著名的剧作之一。  

  匈牙利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争取社会改革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主张发展祖国文化和争取民族独立,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还反对古典主义的束缚。19世纪20年代,佩斯成为匈牙利文学活动的中心,出版了《祖国的晨曦》和《雅典论坛》等文学刊物,建立了科学院、基什—法鲁迪文学研究会,许多作家被选为院士和会员。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歌颂匈牙利古代英雄的历史剧和史诗,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关心。抒情诗方面,诗人采用颂歌、悼歌等形式反映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革的艰苦斗争。此外,还出现一批文笔清新、情调哀怨的民谣。  

  匈牙利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基什-法鲁迪·卡罗伊(1788~1830)的贡献,在于组织文学活动,宣传浪漫主义文学观点。改革时期的另一位诗人和批评家考尔岑·费伦茨(1790~1830),他的活动始终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弗勒斯马尔蒂·米哈伊于1825年出版的长篇史诗《卓兰的出走》,叙述匈牙利人征服多瑙河与蒂萨河流域一带建立国家的过程。他的诗剧《钟哥与金黛》(1831),表达了作者对幸福的渴望和对黑暗势力的抨击。 
 
  1848年3月15日,在匈牙利首都佩斯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这次革命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裴多菲·山陀尔(1823~1849)。他早期的抒情诗,例如《人民》(1844)、《贵族》(1844)、《反对国王》(1844)等,抨击哈布斯堡王朝和大贵族地主阶级。他的长诗《亚诺什勇士》(一译《勇敢的约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勇敢精神。他的《民族之歌》、《大海沸腾了》以及长诗《使徒》赞扬了人民起义的威力。阿兰尼·亚诺什(1817~1882)也是来自人民的诗人,他的长诗《多尔第》(1847)塑造了14世纪一个力大无穷的传奇英雄的形象。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浪漫主义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派作家团结了全国人民,保持革命的民主传统和发扬反抗精神,在作品中以曲折隐晦的象征手法,揭露与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代表作家是约卡伊·莫尔(1825~1904),他的长篇小说《铁石心肠人的儿子》(1869)、《黑钻石》(1870)和《金人》(1872),描写资产阶级的冒险投机,暴露匈牙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弊病。马达奇·伊姆雷(1823~1864)的《人的悲剧》(1859~1860),表现了19世纪50年代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革命者的思想危机和对民族前途的悲观主义态度;但是他在另一方面却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剧中利用自然科学研究所得的成果,破除教会所散布的愚昧与迷信,同时揭露资本竞争的弊端。

  19世纪末,匈牙利文学界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是美化现实的保守派作家,他们代表官方立场,崇尚陈腐的空谈,在文学活动中占领导地位;另一方是与官方对立的文学团体,他们关心社会改革,要求维护个人权利和发展诗人的想象力。这一派诗人中较有成就的是瓦伊达·亚诺什(1827~1897),他的抒情诗吸取了弗勒斯马尔蒂和裴多菲的艺术特点,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现实主义作家米克沙特·卡尔曼(1847~1910)在小说中运用讽刺与幽默的手法,暴露现实的丑恶。他的小说《年轻的诺斯季和托特·玛丽的故事》(1908),反映了外国资本的渗透和国内阶级分化的过程;长篇小说《奇婚记》(1900)揭露上流社会的无耻和堕落。在米克沙特的创作后期,可以看出他受约卡伊的浪漫主义的影响而又企图克服这种影响的倾向。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1908年,出现了“西方社”的文学团体,并形成西方文学流派,它标志着匈牙利文学的复兴阶段的开始。这一流派的著名小说家莫里兹·日格蒙德(1879~1942)的作品反映了农村的贫困与落后,表现出作者急于改变这种状况的要求。他在《七个铜板》(1908)、《饱吃一顿》(1910)等作品中,提出了只有民主和进步才能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主张。他的长篇小说《火炬》(1917)、《亲戚》(1930)等,在匈牙利现实主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派著名诗人奥第·安德莱(1877~1919)认为,只要匈牙利能获得独立与民主,就能繁荣和富强。他的诗歌《向革命迈进》(1913)、《无产者儿子之歌》(1909)等,开始歌颂工人阶级,为匈牙利无产阶级文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期的另一个诗人巴比契·米哈伊(1883~1941)是具有保守观点的资产阶级唯美派诗人。科斯托拉尼·德热(1885~1935)是这一时期的印象派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颓废色彩。尤哈斯·久拉(1883~1937)的诗带有感伤情调。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匈牙利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时,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但由于苏维埃共和国存在时间很短,留下的作品极少。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在匈牙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过程。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许多作家流亡到柏林、维也纳,后来在苏联形成了匈牙利文学活动中心。伊列什·贝拉的《蒂萨河在燃烧》(1929)、《喀尔巴阡山狂想曲》(1939)、《祖国的光复》(1954),以及加博尔·安道尔(1884~1950)的报告文学,均为两次大战期间匈牙利流亡作家的代表性的作品。  

  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 的主要作品《工人们》(1931)、《在城市的边缘》(1933)、《我的祖国》(1937)等诗篇,是匈牙利工人阶级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颂歌,表现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抗议。劳德诺蒂·米克洛什(1909~1944)惨死在纳粹的屠刀下,卢卡契·拉斯洛、埃泰·日格蒙德、维托·米克洛什等死在德国集中营里,他们都是匈牙利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1945年匈牙利解放后,许多流亡作家例如伊列什·贝拉、盖尔盖伊·山陀尔、加博尔·安道尔等返回祖国,他们同长期转入地下的共产党员作家和民粹派作家(他们在政治上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之间增强了团结。解放初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例如萨博·帕尔 (1893~1970) 描写土地改革的《新地》和描写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一寸土》。里德格·山陀尔(1902~ )的小说《参孙》,塑造了一个同地主进行斗争的英雄人物形象;维雷什·彼得的短篇小说集《考验》,描写农民的新生活。此外,希蒙·伊斯特万(1926~ )、尤哈斯·费伦茨(1928~ )的诗歌作品,歌颂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厂国有化以后生产发展、工人阶级以主人公身份管理工厂的事迹。解放初期的匈牙利文学创作有所发展。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文艺界有人批评个人迷信,批评官僚主义,产生了一些动乱。60年代,先前一些被捕的作家获释,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例如戴里·蒂姆尔等人又恢复了创作活动。他们同其他作家一道,为繁荣当代匈牙利文学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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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文学
  16世纪初,叙利亚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它的文学主要是因袭旧传统。19世纪末,叙利亚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为反对土耳其暴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埃及近代文化复兴和欧洲文化影响下,文学创作活动逐渐发展。作家阿卜杜·拉赫曼·凯瓦基比(1854~1902)撰写《专制的本性》等著作,抨击土耳其暴政;杰卜拉伊勒·德拉勒(1836~1892)的长诗《王位与寺庙》,号召叙利亚人民推翻土耳其的统治;弗朗西斯·麦拉什(1835~1873) 的小说《真理的丛林》,表达了人民追求自由、解放,建设新世界的要求;作家、诗人艾迪布·伊斯哈格(1856~1885)的诗歌和作品热情歌颂人的尊严和自由,他还翻译介绍了一些欧洲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和诗人是叙利亚现代文化复兴的先驱。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批文学家不堪忍受压迫,流亡国外。剧作家艾布·赫利勒·格巴尼(1833~1903)侨居埃及,根据历史传说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共创作了50多部戏剧。诗人奈西卜·阿里达(1887~1946)侨居美洲,是旅美派文学中“笔会”的重要成员,著有历史小说《迪库·金的故事》(1921)。
  
  1919年,一批作家和诗人建立阿拉伯科学学会,出版文学作品和文学刊物,他们对复兴民族语言和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 
 
  1920年,法国对叙利亚实行委任统治。1921至1945年间,人民举行多次武装起义,这对叙利亚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人舍菲格·杰卜里(1898~ )在《黄莺之歌》一诗中,用象征手法表现了殖民主义对人民自由的压制。海鲁丁·齐拉克利(1893~ )的《我的祖国》等诗,猛烈抨击殖民主义者的暴行。麦尔德姆·贝克(1895~ )在《盟约和邻居》中,揭露殖民主义宰割弱小民族的命运。诗人巴德维·杰拜勒(1904~ )等也写了大量诗篇,声援民族斗争。诗人欧麦尔·艾布·雷沙等则用象征和寓意手法抒发对祖国、民族的忧虑和关切。

  这一时期著名作家迈阿鲁夫·艾纳乌特(1892~1948)的小说《欧麦尔·本·海塔卜》(1936)、欧麦尔·艾布·雷沙的诗剧《济·卡尔战役》(1936)等历史题材的作品和赫利勒·欣达维(1906~ )取材于希腊神话的戏剧《盗火者》,歌颂了阿拉伯民族光荣的历史和反抗异族的传统。有些作家则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如苏卜希·艾布·厄尼迈的小说《夜晚之歌》,阿里·海勒吉的《春与秋》(1931),穆罕默德·奈贾尔的《大马士革宫廷》(1937)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民族斗争和婚姻爱情方面的问题,但大多带有伤感情调。  

  30年代在小说方面有重大突破的是福阿德·萨伊卜(1910~1970),他的短篇小说《机器的葬礼》(1932)表现先进的技术在农村引起的反响和矛盾;短篇小说《伤痕史》反映了农民自发反抗奥斯曼统治的斗争,艺术上富有特色,被认为是叙利亚现代小说的起点。舍基卜·贾比里(1912~ )的长篇小说《贪婪》(1937)、《捉弄人的命运》(1939)描写西方文化侵入后叙利亚社会中的变化,反映了青年的生活、理想和内心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51年,一批作家成立叙利亚作家联合会,他们反对“为艺术而艺术”,提出“艺术为人民、为生活、为社会服务”的口号,对叙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哈纳·米奈发表长篇小说《蓝灯》,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叙利亚人民的生活和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是叙利亚现代文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50年代和60年代是叙利亚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大量表现民族解放斗争是一个突出特点。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女作家艾勒法特·伊德利比(1912~ )的短篇小说集《叙利亚故事》(1954)、《别了,大马士革》(1963),阿卜杜·塞拉姆·欧杰利(1917~ )的短篇小说集《背叛者》(1960),阿卜杜·拉赫曼·巴沙的短篇小说集《英雄的土地》,穆拉德·西巴伊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火星》(1962),扎卡里亚·塔米尔的短篇小说集《白骥的嘶鸣》(1959),塞拉迈·奥贝德的长篇小说《艾布·萨比尔》等。这期间也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社会问题,如海德尔·海德尔的短篇小说《豹》,描写农村的阶级矛盾和农民的自发斗争;乔治·萨利姆的短篇小说集《穷人们》,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贫穷和苦难;哈尼·拉希卜的长篇小说《失败者》,表现一群大学生所经历的曲折的生活道路;法兑勒·西巴伊的长篇小说《忧尽欢来》(1963),暴露了社会的黑暗势力,歌颂了劳动和斗争。其他还有赛义德·胡拉尼的短篇小说集《又一个严冬季节》、绥德基·伊斯梅尔的长篇小说《叛逆者》(1965)等。反映巴勒斯坦问题的作品也占有重要位置,如白迪阿·哈吉的短篇小说集《忧伤的土地》(1961),法里斯·泽尔祖尔的短篇小说集《直到最后一滴血》(1961)等。  

  比较重要的诗人有苏莱曼·伊萨(1921~ ),他在《与黎明同在》(1954)、《无边的海浪》等诗集中歌颂了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尼扎尔·格巴尼(1923~ )在《姑娘对我说》、《你属于我》等诗集中描绘了阿拉伯妇女的生活,抨击社会陋习,歌颂纯真的爱情。  

  30年来,现实主义是叙利亚文学的主流,但也有许多作家采用存在主义等方法表现这期间阿拉伯和中东剧烈动荡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以及人的苦闷和追求,如乔治·萨利姆的长篇小说《在流放地》(1962),穆塔尔·塞法迪的长篇小说《命运的一代》(1960)、《职业革命家》(1962)等。  70年代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有哈纳·米奈的长篇小说《阴云天的太阳》、《锚》、《余影》,扎卡里亚·塔米尔的短篇小说集《闷雷》,艾勒法特·伊德利比的长篇小说《不流泪的人》等。  参考书目 沙米·凯亚里:《叙利亚当代文学》,开罗,1959。 艾哈迈德·琼迪:《叙利亚诗人》贝鲁特,1965。 欧默尔·达戛格:《叙利亚现代文学史》,叙利亚阿勒颇,1979。 阿德南·本·祖莱德:《叙利亚戏剧文学》,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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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文学
  古代亚美尼亚的文学作品流传下来的有神话、传说、故事以及流浪的民间歌手“古萨恩”创作的歌曲。 9至10世纪时出现的史诗《萨逊的大卫》被认为是古代亚美尼亚民间文学创作的高峰,它描绘了亚美尼亚人民反对阿拉伯哈里发压迫的斗争。 
 
  亚美尼亚的文字创制于5世纪初,它促进了历史、哲学、神学和教堂诗歌的发展。10世纪时,格里戈尔·纳列卡齐(951~ 1003)使诗歌脱离了教会的束缚,他的作品含有新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亚美尼亚人民重新遭到侵略、分裂和被迫迁徙的厄运。但这个时期也正是宗教文学日渐衰落、世俗文学逐步兴起的时期。姆希塔尔·戈什、涅尔谢斯·什诺拉利、弗里克、康斯坦丁·叶尔岑卡齐、瓦尔丹·艾盖克齐、姆克特奇·纳加什、格里戈尔·阿赫塔马尔齐、库恰克·纳佩特、纳加什·奥弗纳丹、巴格达萨尔·德皮尔、萨亚特-诺瓦等作家和诗人,都对发展世俗文学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对封建领主和教会的斗争,对异族压迫和社会不平等表示了抗议,从而加强了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倾向。萨亚特-诺瓦(1712~1795)被公认为18世纪亚美尼亚最大的诗人。他原为民间流浪歌手,曾被召入宫廷任职,但不久即被放逐,一度遁迹空门,在波斯军队入侵时被杀害。他的诗歌格调悲伤、热情而和谐。  

  19世纪初叶,古典主义作家奥·瓦南杰齐、阿·巴拉格图尼等人的作品歌颂对外敌的斗争,唤起民族的自觉。20年代中出现了所谓“过渡时期”的作家(阿·阿拉姆达里扬、麦·塔吉阿季扬等),推动文学语言从古代语言向现代语言转变。  

  19世纪新的亚美尼亚文学的奠基人是哈恰图尔·阿博维扬(1805~1848),他的历史小说《亚美尼亚的创伤》(1858)是第一部完美的世俗小说,表现波斯统治时期亚美尼亚人民的斗争精神,富于爱国思想和乐观情绪,对后来亚美尼亚争取解放的斗争有长远的影响。从50至8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米·纳尔班疆(1829~1866),重视社会问题的诗人拉·帕特卡尼扬和斯·夏哈齐兹,启蒙主义者斯·纳扎里扬,现实主义戏剧家加·松杜克扬,小说家阿·帕罗尼扬、采伦茨、拉菲,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希尔凡扎杰,以刻画心理见长的小说家纳尔—多斯,深沉的抒情诗人约安尼西扬等,他们的作品大大丰富了亚美尼亚文学。但是,亚美尼亚文学的优秀传统集中地表现在19世纪末三位大诗人,即奥·图曼尼扬 (1869~1923)、阿·伊萨克扬(1875~1957)、瓦·捷里扬(1885~ 1920)的创作上,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亚美尼亚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时代。  

  十月革命以后,亚美尼亚老一代的诗人和作家继续写出新的作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斯·夏乌米扬的影响下,阿·阿科普扬(1866~1937)开创的无产阶级诗歌有很大的发展。叶·恰连茨在20和30年代写了关于列宁的诗篇。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诗人有盖·萨里扬、纳·扎里扬、奥·希拉兹、盖·艾明、西·卡普季克扬、拉·奥凡涅西扬等。在小说方面,斯·佐里扬、阿·巴孔茨、阿拉齐、加·谢奉茨、纳·扎里扬等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卫国战争和战后的生活。以德·杰米尔契扬、阿·希尔凡扎杰、纳·扎里扬为代表的剧作家,使亚美尼亚新的戏剧进入了更为繁荣的阶段。  

  60年代亚美尼亚诗歌重要作品有诗集卡普季克扬的《中途的沉思》(1960)、谢瓦克的《掌上的人》(1963)、艾明的《两条道路》(1962)、萨吉尼扬的《日落之前》(1964)、达夫季扬的《儿子的歌》、奥凡涅西扬的《海的沉默》(1964)、马尔卡里扬的《化雪以后》(1965)和达沃扬的《透过阴影》(1967)等。50和60年代亚美尼亚有代表性的小说,有汉扎季扬的《旗帜》(1954)、阿哈夫尼的《希拉克》(1954)、扎里扬的《彼特洛斯先生和他的部长》(1958)、达里扬的《萨亚特-诺瓦》(两卷,1961~1963)、艾瓦齐扬的《亚美尼亚的命运》(1966)等。著名的剧本有特尔-格里戈里扬的《最后的石竹花》(1957)、鲍里扬的《在一个屋顶下》(1958)和阿拉克斯马尼扬的《玫瑰和鲜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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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文学
  19世纪中叶,阿拉伯社会出现复兴的曙光。伊拉克地处阿拉伯世界的边缘,长期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封建专制统治,加以国内宗教派别和部族势力的影响,国家的复兴稍迟于埃及和黎巴嫩等国。伊拉克知识分子最早通过土耳其文和从土耳其文转译的书籍了解西方文明;同国外文化交流的扩大及社会的进步,促使伊拉克文学的复兴。作为伊拉克历史进程的反映,现实主义文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统治又阻碍了文学的发展,迫使许多作家沉默或隐退。  

  诗歌是伊拉克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学形式。19世纪伊拉克诗歌创作以颂诗和宗教诗为主,著名的诗人有穆罕默德·赛义德·侯布比(?~ 1916)、海德尔·侯利(1831~1887)、谢赫·萨利哈·泰米米。与此同时,还有少数诗人如阿卜杜·厄尼·贾米拉(1780~1863)冲破传统的束缚,写出回忆古代英雄人物光荣业绩、反抗奥斯曼专制统治、号召革命的作品。20世纪初,涌现不少杰出的诗人,如杰米勒·绥德吉·宰哈维(1863~1936)、阿卜杜·穆哈辛·卡齐米(1870~1935)、迈阿鲁夫·鲁萨菲 (1875~1945)和穆罕默德·里达·舍比比(1888~1965) 等。他们关心国家命运,针砭时弊,表达了人民的要求。他们对诗歌形式的革新也作了有益的尝试。宰哈维主张摒弃韵脚,首先创作无韵诗。鲁萨菲则主张多韵诗。他们所代表的伊拉克复兴派诗歌风行近半个世纪之久。穆罕默德·麦赫迪·贾瓦希里(1903~ )是宰哈维等之后最负盛名的诗人。他的创作继承和发展了复兴派诗歌的进步性和埃及诗人邵基的艺术特点,反映了伊拉克反帝爱国斗争的进程。 
 
  随着翻译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欧洲浪漫主义诗歌、阿拉伯“旅美派”和埃及诗人的诗作逐渐传入伊拉克。在对诗歌进行革新的同时,也出现了以阿里·舍尔吉(1890~1964)为代表的古典派与浪漫派相结合的诗歌。 到了40年代,女诗人娜齐克·梅拉伊卡(1923~ )和巴德尔·沙基尔·塞亚卜(1926~1964)在英美诗歌的影响下写的《霍乱》和《那是爱情吗》(1947),打破了诗的传统格律,采用自由体表现新的意境。梅拉伊卡还在《现代诗歌问题》一书中对新诗的创作,作了理论性的阐述,从而推动了自由体诗的发展。以后阿卜杜·瓦哈卜·白雅帖(1926~ )运用诗歌的现代形式表现革命的内容,揭露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本性,歌颂人民为改变现状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受到国内外的普遍重视。1959年翻译出版他的诗集《流亡之歌》中译本。

  20世纪初开始创作小说。初期的小说有阿塔·艾敏的《伊拉克如何进步》,以梦幻的形式回忆伊拉克过去的繁荣,以激发人们改变落后的社会的愿望。苏莱曼·费迪的《醒世故事》(1919),启发人们认识教育的重要性。1928年迈哈穆德·艾哈迈德·赛义德(1901~1937)的小说《杰拉勒·哈立德》的发表,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艾哈迈德·赛义德早期倾向浪漫主义,后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主张“人民文学”,他的作品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愿望和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他是伊拉克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 
 
  祖·努·阿尤布(1908~ )是30年代有影响的作家,以创作短篇小说著称。他深受俄国和法国文学的影响,以大胆、辛辣的笔调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阻碍社会发展的恶势力。他的创作成为30至50年代小说的主流。阿卜杜·哈格·法兑勒(1911~ )和沙卢姆·达尔维什的小说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使用讽刺的手法,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50年代,小说创作大多反映伊拉克人民在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以及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著名作家有沙基尔·海斯巴克(1930~ )、艾德蒙·萨布里(1931~1975)、阿卜杜·拉扎格·谢赫·阿里、加伊卜·图阿迈·费尔曼、麦赫迪·伊萨·塞格尔。阿卜杜·麦利克·努里(1921~ )和福阿德·泰克里利(1927~ )运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下层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的作品深受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 
 
  60年代有些作家,如阿卜杜·拉赫曼·迈吉德·拉比伊(1939~ ),一度采用隐晦曲折的象征手法描写人物,如他的小说《剑与船》,表现知识分子理想破灭、悲观失望、但又不安于现状的复杂心理。图阿迈·费尔曼的长篇小说《椰枣树和邻居》(1960)预示着小说将进入一个新时期。此后,伊拉克小说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反映伊拉克人为争取社会的进步和自由所进行的斗争,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如阿卜杜·拉扎格·迈特莱比的《干渴的人们》,阿伊姆·迪巴额的《小巷里的喧闹》;另一类描写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伊拉克人在政治思想上的绝望,如迈吉德·拉比伊的《黥墨》(1972),阿齐兹·赛义德·贾西姆的《斗士》(1976)。  

  伊拉克戏剧最早是宗教剧,1927年才成立第一个上演世俗剧的职业剧团。初期以历史剧为主,由著名剧作家叶海亚·卡夫和法兑勒·绥达利合写的6幕历史剧《攻克阿穆里耶》,上演后取得了成功。剧作家苏莱曼·萨伊厄则从伊斯兰和伊拉克历史中选材,近似欧洲古典派戏剧,崇尚理性,在剧中进行说教。以后戏剧创作转向社会问题,以描写妇女解放的题材为最多。迈哈穆德·奈迪姆的《伊拉克姑娘》(1925),穆罕默德·穆萨·沙班达尔的《沃黑黛》(1928或1929),是最早的社会剧。30年代萨利姆·白蒂的剧作大多写娼妓、赌博、酗酒等社会问题。纳迪姆·艾特兰基的《阿拉伯革命》表现伊拉克人民反对奥斯曼反动统治的解放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拉克戏剧的民族主义倾向愈加明显。哈立德·舍瓦夫的诗剧《城墙》(1956)以巴比伦迦勒底国因犹太人叛卖落入波斯人手中的历史为素材,借古喻今。与此同时,尤素福·阿尼的剧作则表现了广阔的社会内容。他与60年代的作家塔哈·萨利姆(1930~ )都倾向于表现伊拉克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从中揭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对立,反映人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以及变革生活的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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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8 12:52 |只看该作者
伊朗现代文学
  19世纪初叶,随着外国商品和资本的侵入,伊朗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和缓和人民的不满,企图实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力主改良的是密尔扎·阿卜杜勒(卡埃姆·玛冈姆,1779~1836)和密尔扎·塔吉□(1805~1852)。前者不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开一代新风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内容充实,语言明快,摆脱了“印度体”的隐晦文风。 
 
  19世纪下半叶,文学上的启蒙者密尔扎·法塔赫·阿里·阿洪德扎德(阿洪道夫,1812~1878)和密尔扎·玛利库姆□(1833~1908)二人,认为《蔷薇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新时代应该创作适合人民要求的戏剧和小说。 
 
  同一时期的著名作家还有密尔扎·阿卡□·克尔曼尼(1853~1896)、泽因尔·阿别金·莫拉基(1837~1910)以及塔里波夫(1855~1910)等。阿卡□写过许多反对封建主义的政论文章,还写过一本模仿《蔷薇园》的故事集。塔里波夫的主要著作是《阿赫麦德集》,这是一部批判当时社会弊病的作品。泽因尔·阿别金·莫拉基的《易卜拉欣·贝克游记》是一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作者通过主人公对伊朗和外国的对比,揭露了伊朗社会的种种弊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广泛传播,文学创作也比以前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  

  1905至1911年伊朗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史称“立宪运动”。它的基本目标是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民主改革。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文学创作也出现了繁荣景象。著名诗人巴哈尔称这一时期为革命时期,他认为“标志着这一时期特点的是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学”。

  巴哈尔(1886~1951)生于伊朗东部马什哈德市,早年以诗闻名,曾获“诗人之王”的称号。他是霍拉桑省立宪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曾参加地下报纸《霍拉桑》的编辑工作。1909年主持出版伊朗民主党刊物《新春》(后更名为《早春》)。巴哈尔的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在形式和语言方面继承了波斯诗歌的优秀传统。 
 
  这一时期另一位著名诗人是阿卜杜勒·卡赛姆·拉胡蒂(1887~1957),他生于西部城市克尔曼沙赫。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反映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他的立宪运动时期的作品中,出现了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民主战士的形象。
  
  立宪运动时期兴起一种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杂文,代表作家有阿里·阿克巴尔·德胡达(1879~1956)。他在诗文两方面都有所创新。他的杂文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立宪运动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刊物是《天使号角》和《北风》。德胡达是《天使号角》的主编。这份刊物的发行人是贾杭吉尔□。《北风》的主编及撰稿人是赛义德·阿什拉芙尔丁,主要刊载政治讽刺诗。  

  伊朗文学在立宪运动时期,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谴责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等方面,其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同时,文学语言也更加接近人民大众的口头语。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伊朗现代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巴列维王朝的礼萨国王执行高压政策,取缔进步书刊,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或被监禁流放,或逃亡国外。巴哈尔、 阿列夫·卡兹文尼(1882~1934)、 埃什基(1893~1924)以及法罗西·耶兹迪(1889~1939)等是这一时期伊朗现代诗歌战斗传统的优秀代表,他们在黑暗的年代里顽强地进行创作,坚持斗争,遭到各种迫害。
  
  同时期另外一批诗人的作品哀伤多于愤怒。他们笔下虽然不乏人间的不幸和痛苦,但缺少抗争的勇气和战斗的呼唤。他们的诗讲究音律和词藻,更多地从形式上继承波斯古典诗歌的传统。这类诗人的代表人物是伊拉治·密尔扎 (1874~1924)和帕尔温·埃特萨米(1906~1941) 。尼玛·尤什吉(1897~1960)是立宪运动以后文学革新派的代表,他主张用人民的语言表现人民的生活,在诗歌形式上提倡自由体诗。  1921年,作家贾玛尔扎德(1895~ )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故事集》。在《故事集》问世前后,伊朗出版了不少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多写帝王或英雄的文治武功,往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美化历史人物(如胡斯拉维的《闪姆斯和突格拉》);社会小说多写社会黑暗面,大多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有自然主义倾向(如莫沙菲格·卡泽米的《恐怖的德黑兰》,1924)。《故事集》与这两类小说不同之处在于着重描写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并自觉地运用人民大众的日常用语。  

  30年代初,在德黑兰出现了一个青年文学家团体,称为“拉贝”(即“四人会”)。它最初的成员有萨迪克·赫达亚特(1903~1951)、伯佐尔格·阿拉维(1904~ )、马斯乌德·法尔扎德(1906~ )和密努。萨迪克·赫达亚特是伊朗现代著名作家,他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早期创作受西方颓废派的影响,带有感伤色彩;后期创作(1941年后)明显走向现实主义。他的两部中篇小说《盲枭》和《哈吉老爷》获得了世界声誉。 
 
  伯佐尔格·阿拉维是伊朗共产党员,1937年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写作,著有短篇小说集《狱中札记》及《五十三人》。他的长篇小说《她的眼睛》(1952)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伊朗进步人士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穆罕默德·赫加泽(1900~1970)的主要作品有《胡玛》、《帕里切哈尔》、《泪》、《帕尔旺尼》、《泽巴》以及文学小品集《镜子》、《沉思》、《微风》和《旋律》等。他的小说主要描写上层社会妇女形象,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在逆境中要退避忍让,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的语言优美流畅,是规范化的现代波斯语。作家阿路·阿赫迈德(1920~1971)与赫加泽的风格迥然不同,他对城乡生活中的落后现象持批判态度,主要作品有《互访》、《我们遭受的苦难》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浪潮高涨,50年代初发展为声势浩大的石油国有化运动。1946年,在德黑兰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著名诗人和作家巴哈尔、尼玛·尤什吉、萨迪克·赫达亚特、伯佐尔格·阿拉维、萨迪克·秋巴克、赫加泽等。大会从诗歌、散文和文艺批评等方面探讨了伊朗现代文学发展问题。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如萨迪克·赫达亚特的《明天》(1946),阿赫玛德·萨迪克的《同志》(1952),奥密德的《白色地平线》,达里亚的《反叛》(1952),伯佐尔格·阿拉维的《一个吉兰农民》(1951)、《书简及其他故事》(1952)和《水》(1952)等。 
 
  1953年伊朗大资产阶级和大封建主的代表穆罕默德·礼萨国王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摩萨台的政府,镇压蓬勃开展的人民革命运动,出版事业和文学创作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1953年以后,西方侦探小说和色情作品开始在伊朗泛滥。  

  60年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这类作品如穆罕默德·阿里·阿富□尼的《阿胡夫人的丈夫》(1961)、贾玛尔·米尔·萨迪基的《长夜漫漫》、萨迪克·秋巴克的《坦格斯坦人》和《顽石》等,特别是《阿胡夫人的丈夫》反映了伊朗妇女的不幸和宗法制的家庭关系,出版后获得广泛注意和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伊朗现代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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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文学
  主要是英语文学。在欧洲人到达新西兰之前,当地居民毛利族已有原始的口头文学,但未得到发展。1840年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1907年取得独立。几十年来,新西兰文学尚属草创时期,深受英国文学的影响,有很多作者是英国人。新西兰的第一部小说是梅杰·斯托尼的《塔拉纳基》(1861),写毛利族的生活。以后写这类题材的作者很多,如约翰·怀特、威廉·鲍克等人。第二部小说是艾尔默夫人的《遥远的家》(1862),反映移民生活。初期的女小说家中,以坎贝尔夫人、巴克夫人、安妮·格伦尼·威尔逊、杰西·韦斯顿等比较有名。伊迪丝·格罗斯曼则以善于表现男女平等的主题而著称,代表作是小说《丛林心脏》(1910)。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重要作家,有《连绵的白云》(1898)的作者威廉·彭伯·里夫斯(1857~1932),《绿岩门》(1914)的作者威廉·萨切尔(1860~1942),保存了15年才发表的《一条新西兰河流的故事》(1920)的作者简·曼德(1877~1949),描写牧羊场生活的《图蒂拉》(1921)的作者格思里·斯密斯(1861~1940)。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蜚声国际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她15岁就离开新西兰,长期侨居国外,擅长短篇小说,虽深受契诃夫影响,但作品仍不失自己的风格。其代表作为《前奏》、《园会》和《在海湾》等。她对新西兰的小说创作有重大影响。  

  20、30年代的小说,逐步趋于成熟,开始具有新西兰的民族特色。琼·德万尼宣传男女平等和社会主义,她的第一部小说《肉店》(1926)曾轰动一时。艾伦写有《潦倒书生》(1936)和《篱雀》(1937)。二人在写作技巧上均有不足之处。内利·斯坎伦擅长刻画妇女形象,她从1922年开始撰写世家小说《彭卡罗》(1932),展现整个世纪的新西兰生活图景。其他作家,有《追踪呼声》(1936)的作者安东尼和《他们这样开始了》(1936)的作者约翰·格思里。以上作家身处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均未能象约翰·李、罗宾·海德(1906~1939)、约翰·马尔根(1911~1945)和弗兰克·萨吉森(1903~ )那样反映新西兰的现实。约翰·李从事工党的政治活动,写过三部小说,其中《穷人家的孩子》(1934)及其续篇《被追捕者》(1936)以19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为背景,描写贫民窟中悲苦的生活。罗宾·海德的作品较多,比较著名的是《去地狱的护照》(1935)及其续篇《岁月又何曾坑人》(1938),以及历史小说《将你一军》(1936)和自传体小说《长嘴涉水鸟飞翔了》(1938)。约翰·马尔根只留下一部小说《孤单的人》(1939),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揭示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这是1940年前出版的一部最洗练的作品。萨吉森著有长篇小说《我在梦中看见过》(1949)和 3卷自传《一次已足》(1973)、《很多啦》(1975)、《永远不够》等,但他的主要成就在短篇小说,1934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反映新西兰经济萧条时期的社会生活。 此后著名的作品有 《和我叔叔的谈话》(1936)、《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1940)和《那个夏天》(1940),其中《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被称作“新西兰的声音”,是一部相当成熟的作品。他取法海明威,而不落窠臼。他的创作与曼斯菲尔德一样,对新西兰的作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取后者而代之。上述4个作家的创作,标志着新西兰的小说创作已达到成熟阶段。 

  40年代以后的小说,不乏佳作。短篇小说以盖斯凯尔的《巨大的猎物》(1947)、珍妮特·弗雷姆的《礁湖》(1951)、莫里斯·沙德博尔德的《新西兰人》(1957)、莫里斯·达根的《伊曼纽尔的土地》(1956)和《砂金矿坑的夏天》(1965)比较著名。莫里斯·达根(1922~1974)从4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一生只留下20多篇短篇小说,却可与曼斯菲尔德和萨吉森媲美。珍妮特·弗雷姆(1924~ )也写长篇,以第一部《枭鸟确在鸣叫》(1957)著名。40、50年代间崛起的长篇小说家中,知名者有《崖崩》(1945)和《没有汇款》(1959)的作者丹·达文,《青年人有秘密》(1954)的作者詹姆斯·卡里奇,《上帝的孩子》(1957)的作者伊恩·克罗斯,《老处女》(1958)的作者西尔维亚·埃什顿-沃纳等人。
  
  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新西兰诗歌基本上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移植和模仿。这时期比较出色的诗人有查理·鲍恩(1830~1917)、托马斯·布雷肯(1843~1898)等人。而杰西·麦凯(1864~1938)的创作则是效法澳大利亚的“丛林歌谣”。只有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诗歌独树一帜。罗纳德·阿利森·凯尔斯·梅森(1905~1971)在20年代后所写的抒情诗也别具特色,被称为“新西兰第一流的诗人”。他生前担任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1957年率领新西兰文化代表团访问过中国。他在30、40年代在奥克兰曾建立人民剧院和新剧院团体,共写过30多个剧本,已出版的有《老爷讲话》(1938)和《中国舞蹈》(1962)等。  

  30年代以后,新西兰的诗歌创作进入繁荣时期,基本上摆脱了对英国诗歌的因袭。重要诗人有艾琳·梅·达根(1894~1972)、阿瑟·雷克斯·杜加德·费尔伯恩(1904~1957)、查尔斯·布拉什(1909~1973)、托马斯·艾伦·门罗·柯诺(1911~ )、詹姆斯·丹尼斯·马修斯·格洛弗(1912~ )、詹姆斯·巴克斯特(1926~1972) 等。  

  新西兰的戏剧创作也起始于19世纪。第一个剧本是1848年詹姆斯·亨利写的《玛尔西利娜》。此后,从事戏剧创作的有本杰明·法杰恩、乔治·达雷尔等人。到20世纪,富有新西兰色彩的剧本逐渐增多。有两个剧作家颇负盛名,即《不告而别》、《白色别墅》等的作者雷金纳德·伯克利(1890~1935)和《风雨》的作者莫顿·霍奇(1904~1958)。  

  40年代以后,涌现了一批用英文写作的毛利族作家,最著名的是霍恩·图哈里(1922~ )、帕特里夏·格雷斯 (1937~ ) 和威蒂·伊希马埃拉(1944~ )。图哈里是诗人,出版过诗集《不是普通的太阳》(1964)。女作家格雷斯则有短篇集《威阿里基》(1980)和长篇小说《月亮睡了》(1980)。伊希马埃拉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集《绿岩,绿岩》(1972)与《新网捕鱼》。作家简·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阿莫库拉》(1980)生动描绘了19世纪毛利人的生活,哈里·丹西的剧本《特劳库拉》(1980)描写了19世纪下半叶毛利人民被夺去土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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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学
  新加坡的人口约有四分之三是华人,其余是马来人、印度人等。它的官方语文有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四种,所以有四种语文的文学作品。  

  新加坡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1965年获得独立。它过去的文学主要是马来古典文学。  

  由于新加坡的大多数居民是华人,中国文学的影响比较深广。1919年中国发生“五四”运动后,新加坡的华文报章也很快地陆续刊登用白话文体写的文学作品。从1924年开始,各华文报刊相继增辟文艺副刊,如《小说世界》、《南风》、《星光》等。同时,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断增长,并形成20年代华文文学运动的主流。1925年,李西浪(?~ 1972)所著长篇小说《蛮花惨果》,描写作为“猪仔”的华工在婆罗洲(今加里曼丹)被奴役的非人生活。1927年,张金燕(1901~ )在《荒岛》上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大多描写妇女在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里的不幸命运。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小说还有邱志伟的《长恨的玉钗》(1924)、拓哥的《赤道上的呐喊》和曾华丁的《五兄弟墓》(1928)等。

  1929年陈炼青(1907~1943)首次提倡文学作品应有地方色彩。1934年丘士珍发表论文《地方作家谈》,进一步强调应鼓励乡土作家的创作。他的作品《□□与娘惹》(意为土生土长的华人先生和太太,1934)是华文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带本乡本土色彩的中篇小说。在华文戏剧方面,1933年首次演出了具有地方色彩的独幕剧《芳娘》、《一侍女》、《绿林中》和《兄妹之爱》。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也掀起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救亡的运动。许多文艺创作也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并涌现一批优秀作品,如张一倩的中篇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1938)、铁抗(原名郑卓群,1913~1942)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1938)、乳婴的短篇小说《八、九百个》、吴天(1912~ )的剧本《伤兵医院》(1937)和王君实(1918~1942)的散文《海岸线》等。此外,比较优秀的短诗有刘思的《黄包车夫》(1939)和椰青(1921~1939)的《埋葬》(1938)。  

  1942年日军侵占南洋群岛之后,铁抗、王君实等作家相继遇难,文学活动处于低潮。日本投降后,文学创作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以描绘战争和抗日地下活动为题材的英文小说。较著名的有陈基安的《无声的敌人》(又名《马来亚》,1952)、尼维·刹特的《一个像艾丽丝的小镇》(1950)、迈克·强的《榴□树》(1960)、葛烈维尔的《鼠王》(1962)和烈斯李·托玛斯的《娘子军》(1966)。  

  随着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马来作家马苏里、玛斯等于1950年8月创立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亦称“五十年代派”,其中多数作家坚持了“为社会而艺术”的创作原则,表现了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作家哈伦·阿米努拉锡以1511年马来人反抗葡萄牙殖民者侵略的英勇事迹为题材写成小说《阿旺元帅》及其续集《阿旺元帅之子》。诗人马苏里写了热爱乡土和民族的诗集《白云》(1958)、《时局的色彩》(1962)和《苦花》(1962)。苏拉特曼·马卡山的短篇小说《没有出路》(1958)描写一个马来舞女的不幸遭遇。新加坡独立后,不少马来作家迁回马来西亚,马来文学的中心也逐步由新加坡转移到吉隆坡。 
 
  战后的华文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描写劳苦大众,特别是以老一辈的华侨劳工、矿工、割胶工和农民的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比较杰出的有李过(原名李今再,1929~ )的中篇小说《大港》(1959)、《新垦地》(1960)和长篇小说《浮动地狱》(1961)等。苗秀(原名卢绍权,1920~1980)的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1952) 也是一部描写社会下层人物的代表作。  新加坡独立以后,除马来作家的“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作为新加坡马来文作家协会继续存在外,泰米尔作家协会、新加坡(英文)作家协会和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相继成立。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是新加坡公民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的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的华文写作者于1945年底成立星华写作人协会,但因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法令而自动解散。1947年底成立的星华文艺协会也出于同一原因而解散。1970年8月,在连士升(1907~1972) 等作家的倡议和推动下,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1976年5月,改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选举小说作家黄孟文为会长。协会创办《文学月报》(后改为《文学》半年刊),开辟文艺副刊《写作人》,出版文学丛书,鼓励会员从事文学创作,并举办文学理论讨论会、专题讲座、诗歌朗诵会等,同时组织国际文学交流活动。  
  战后新加坡文学发展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并强调地方色彩和题材多样化。这时期涌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底层社会的贫困,对不合理的社会有所揭露。比较著名的华文作品有苗秀的长篇小说《残夜行》(1976,曾获新加坡1978年度书籍奖),石剑洪的中篇小说《高楼内外》(1979),以及黄孟文的《再见惠兰的时候》、李汝琳(原名李宏贲)的《新贵》(1978)、韦西(原名黄□辉,1935~  )的《捉贼》(1977)和蓉子的《画像》(1979)等短篇小说。此外,老作家于沫我(杜又明,1916~  )的新著《于沫我短篇小说集》也于1979年出版。  

  在英文小说方面,有吴宝星描写新加坡青年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长梦悠悠》(1972)和陈国盛所写的三部曲《新加坡之子》(1972)、《马来西亚的人》(1974)和《放眼世界》(1975)。还有弗兰西斯·托马斯的《一个移民的回忆录》(1972)和N.I.罗氏的《被遗弃在热带海滨的华人》(1974)等。短篇小说方面比较著名的有嘉蒂莲·林的《怪物》(1978)和叶裕金的《家长》(1975)。后者被评选为1975至1977年的东盟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 
 
  70年代出现了一批描写爱情的马来文长篇小说。如玛斯的《马伊尔要结婚》、苏来第·西班的《大炮与爱情》和奈英姆·代比的《毁灭》(1978)等。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有福阿特·沙林的以追求自由为题材的《我要把心儿带到何方》(1974),卡玛列亚·阿旺以试管婴儿为题材的《他不是咱们的》(1975),以及尤诺斯·赛伊德的描写航海生活的《马玛特船长》(1976)等。  

  诗歌方面,获1979年东盟文学奖的知名诗人艾温·谭布(1923~ )著有英文诗集《大地的肋骨》(1956)、《第二语音》(1976)和《上帝也会死》(1977)等。他的诗《一个普通的人》,反映了旧的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的冲突对于亚洲传统的家庭观念的影响。穆罕默德·拉蒂夫·穆罕默德的诗《我的同胞在我出生之日》获1974年马来诗歌创作第一奖。泰米尔文诗歌有诗人伐南所写的《节日的歌》(1978)等。华文诗歌方面,较突出的有柳北岸(原名蔡文玄,1903~  )创作的长达3,254行的叙事诗《无色的虹》(1977),描写一个普通华侨的生活史。此外,有诗集《捕萤人》(1979)的作者周粲(原名周国灿,1934~  )、诗集《五月》(1955)的作者杜红(原名郑亚本,1936~  )和诗集《内外集》(1978)的作者王润华(1914~ )等。 
 
  剧本方面有田流(原名钟文灵,1931~  )的华文剧作集《三万元奖金》(1972)和《田流剧作集》(1979),其中有些电视剧,如《守财奴》、《国与家》(1971)和《赌》(1971)都以现实主义手法对社会的丑恶现象作了一定程度的讽刺与揭露。英文剧本有强调各民族和睦相处和作为新加坡人感到幸福自豪的作品,如吴宝星的《微笑之余》(1965),描写异族青年男女的恋爱,反映出种族意识被逐渐削弱;杨罗柏的《新加坡,你在何方》,反映不同种族的遭遇。这些作品表明英文的使用已超越了种族的界限。此外还有诺尔的马来文剧本《农民的女儿》,描写一位农村姑娘英勇保卫家乡的故事。全剧富有新加坡的地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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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文学
  乌兹别克古代存在着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文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类型,即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后来又产生了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的文学。乌兹别克早期的书面文学作品,大多具有明确的劝善惩恶的内容,即所谓劝喻性。这种劝喻性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不仅以宣传劝善惩恶思想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包含这种劝喻性,即使是表现其他主题的作品也莫不如此。14世纪乌兹别克抒情诗人霍列兹米、霍占季、萨菲·萨罗,与当时盛行的提倡禁欲的宗教相对抗,他们的作品颂扬世俗生活,讴歌人间的欢乐。15世纪时,杜尔别克(生于14世纪末)创作了长诗《尤素福和佐列哈》,虽取材于经书,但强调尘世的爱情。15世纪大诗人萨卡基、阿泰和鲁特菲(约1367~1465)进一步发展了世俗文学。鲁特菲被称为“诗王”,在长诗《古利与诺弗鲁兹》中热烈赞美爱情。乌兹别克大诗人和学者阿利舍尔·纳沃伊(1441~1501)用本民族语言创作了4部抒情诗集和6首长诗,反对封建领主的争权夺利,谴责暴政和不义,表达了人道主义思想。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对乌兹别克文学和中亚细亚其他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15与16世纪之交,最著名的诗人有巴布尔(1483~1530)和萨利赫(1455~1535)。16世纪开始以后,乌兹别克文学中宫廷贵族文学和民主主义文学互相对立。17世纪产生了著名讽刺作家马什拉勃(1657~1771)。马什拉勃尖锐地批评封建制度。19世纪的马赫穆尔和古利汉尼进一步发展了讽刺传统。马赫穆尔被赞为穷人的歌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乌兹别克文学的杰出代表是穆基米 (1851~1903)、富尔卡特(1858~1909)、扎夫基(1853~1921)、阿瓦斯·奥达尔(1884~1919) 等。穆基米力求诗歌与现实结合,文字简练,有民歌色彩,讽刺官吏、富人和僧侣。富尔卡特模仿古典文学,以抒发感情细腻见长。阿瓦斯·奥达尔早期作品接近宫廷诗歌,但后期作品暴露封建制度的残酷与剥削,特别是1905年革命后,他更注意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题材。诗人和剧作家哈姆扎·哈基姆扎杰·尼亚吉 (1889~1929) 是乌兹别克社会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他的剧作《地主和雇工》(1918)、《土地改革》(1926)、《世界资本的末日》(1927),反映新与旧的矛盾冲突,含有鼓动的力量。女作家艾顿(1906~1953)的小说反映了妇女的生活变化。40年代中,阿利姆然(1909~1944)的历史剧《穆坎纳》(1942~1943)反映同阿拉伯入侵者的斗争。艾别克的传记小说《纳沃伊》(1945)是有代表性的作品。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乌兹别克文学有新的发展,产生了一批重要的长篇小说,如伊布拉吉姆·拉希姆(1916~ )的《真正的人》(1957)和《忠诚》(1958),艾别克的《太阳不会暗淡无光》(1958)和《伟大的道路》(1967),卡哈尔(1907~1968)的《小鸟》(1958),拉希多夫(1917~  )的《比暴风雨更猛烈》(1958)和《滚滚浪涛》(1964),穆赫塔尔(1921~ )的《姊妹》(1954)和《诞生》(1961)。穆赫塔尔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梧桐树》(1970),通过一个家庭的故事反映了乌兹别克几代人的生活变化,出版后受到读者的重视。  

  诗歌和戏剧也都有新的发展。现代乌兹别克诗歌的代表者有加富尔·古里亚姆、维贡、谢赫扎杰、祖尔菲亚等。他们运用多种诗体,表现出不同的风格。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乌兹别克戏剧有很大发展,维贡、谢赫扎杰、阿齐莫夫等都在剧作中提出迫切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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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文学
  乌拉圭文学约于18世纪中叶在教会的控制下产生和形成。独立后首任主教达马索·安东尼奥·拉腊尼亚加(1771~1848)所作的《公共图书馆开幕演说》是乌拉圭第一篇经印刷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1835年曼努埃尔·阿劳乔将他的诗作编辑出版,书名《平多的一步》。这是第一部乌拉圭人写的诗集。  

  乌拉圭的诗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文人诗歌和民间诗歌。前者以国歌作者弗朗西斯科·阿库尼亚·德·菲格罗亚(1790~1862)为代表,是西班牙新古典主义在乌拉圭的反映;后者以巴托洛梅·伊达尔戈(1788~1823)为代表,反映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以后逐渐形成为民族诗歌。加乌乔诗歌是此类民族诗歌的典型,集叙事、抒情于一体,表达对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强烈向往。安东尼奥·迪奥尼西奥·卢西奇(1848~1926)的《三个东方加乌乔》(1872)和《强盗卢西亚诺·桑托斯》(1873)是加乌乔诗歌的珍品。这一时期乌拉圭诗歌最重要的人物是胡安·索里利亚·德·圣马丁(1855~1931),他的叙事长诗《塔瓦雷》(1888)歌颂印第安查鲁阿族人反抗殖民者的英勇斗争。同一时期,相继出现三位著名女诗人:马里亚·欧亨尼亚·巴斯·费雷拉(1875~1924)、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尼(1886~1914)、胡安娜·德·伊瓦尔沃罗(1895~ )。她们的抒情诗脍炙人口,为乌拉圭赢得了“拉丁美洲妇女诗歌的故乡”的美誉。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乌拉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都蒙得维的亚形成了以奥拉西奥·基罗加(1878~1937)和埃雷拉·伊·雷西格(1875~1910)为首的两个著名文学团体,推动了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埃雷拉·伊·雷西格是一位有特色的诗人,想象丰富,感情细腻,格律严谨,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他流派的诗人还有:预言派的阿尔瓦罗·阿曼多·巴塞乌尔(1878~?),浪漫主义的埃米利奥·弗鲁戈尼 (1880~?),地区主义的费尔南·西尔瓦·巴尔德斯 (1887~?),以及加乌乔诗歌的佩德罗·莱安德罗·伊普切 (1889~?)。 
 
  乌拉圭的小说,第一部作品《卡拉穆鲁》发表于1865年,作者是亚历杭德罗·马加里尼奥斯·塞万提斯(1835~1893) 。随后涌现出许多反映和暴露现实的小说作家,其中主要有以历史小说闻名的阿塞维多·迪亚斯 (1851~1921),带有风俗主义倾向的哈维尔·德·比亚纳(1868~1925),自然主义倾向的卡洛斯·雷伊莱斯(1868~1938),以描写农村题材见长的恩里克·阿莫林(1900~1960)等。短篇小说在20世纪初以来发展很快。奥拉西奥·基罗加是这一领域里最有成就、最有声望的作家,他的作品深刻细致地表现人和大自然的斗争,题材新颖,形象生动,色彩艳丽;他著有短篇小说集《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1917)、《林莽故事》(1919)、《阿纳贡达》(1921)等。其他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还有胡安·卡洛斯·奥内蒂(1909~ )、卡洛斯·马丁内斯·莫雷诺(1917~ )、马里奥·贝内德蒂等。  

  乌拉圭的散文,在19世纪的70年代相当繁荣,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哲理散文。何塞·佩德罗·巴雷拉(1845~1879)以《人民的教育》一书成为第一个重要的散文作家。其后,何塞·恩里克·罗多(1871~1917)在1895年创办了《文学与社会科学国民杂志》,将政治与文学密切结合,创造出独特的散文风格。他的以《新生活》为总题的 3部作品《未来者》(1897)、《鲁文·达里奥》(1898)、《爱丽儿》(1900),使他成为拉丁美洲青年的导师。其他重要的散文作家还有卡洛斯·巴斯·费雷拉(1873~1958)、拉斐尔·巴雷特(1877~1910)、阿尔图罗·阿达奥等。  

  乌拉圭的戏剧诞生较早,1806年就曾经上演胡安·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的《最纯正的忠贞,或名受到报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发展迟缓。早期的剧作以历史题材为主,后来受到西班牙和欧洲戏剧的影响,逐渐转向现实题材。最有成就的乌拉圭剧作家是被誉为“拉丁美洲的易卜生”的弗洛伦西奥·桑切斯(1875~1910),他的作品反映拉丁美洲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以及社会矛盾。埃内斯托·埃雷拉(1886~1917)继承桑切斯的风格,其剧作《盲狮》(1911)和《米西亚·帕卡的道德》(1911),显示出高度的艺术才能。当代还有不少剧作家,如胡斯蒂诺·萨瓦拉·穆尼斯、爱德华多·迪斯特等,继续桑切斯和埃雷拉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写出表现农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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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学
  希腊文学有持续近三千年的悠久传统,在世界文学史上只有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可以与之相比。古代希腊文学不限于今天的希腊本土,分布范围包括小亚细亚、爱琴海群岛和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等地。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和东罗马帝国时期,分布的地域范围更广,遍及东罗马帝国所管辖的西亚和北非等地。现代希腊文学则只限在希腊本土范围内。从公元前9、8世纪流传的荷马史诗开始,到公元4世纪的古希腊文学,是希腊文学最辉煌的时代,对古罗马文学和后日欧洲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东罗马帝国时期的中古希腊文学虽也留下了不少宗教诗歌和历史著作,可是没有出现什么重要作家。近代希腊文学成就没有象古代希腊文学那样辉煌,它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比不上西欧文学对它所起的影响,但也还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家,尤其是在诗歌方面。  

  (一)古希腊文学 古希腊文学在诗歌方面包括史诗、抒情诗、悲剧和喜剧,在散文方面包括历史著作、修辞学和演说、哲学著作、文艺批评、地方志、传记文学、小说、寓言等。这是因为古代的历史、哲学等著作都归在文学范围内,如果把柏拉图的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希罗多德的历史等都排除在古希腊文学之外,就不能看到古希腊文学的全貌。  

  古希腊文学是从公元前9、8世纪流传下来的荷马史诗开始的,但远在公元前2000年或更早,到公元前1000年初,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一带,包括克里特岛,就曾有过繁盛的早期奴隶制文化。近代考古发现,当时所用类似象形文字的古代文字与后来的希腊文字有密切关系,这个时期的文化没有保存下来什么文学资料,可是公元前9、8世纪流传下来的两部荷马史诗,从一开始,就在创作手法和文字技巧方面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这说明荷马史诗的原始材料是许多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口头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是在一个早期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两部史诗所以从公元前6、5世纪起就被认为是史诗的楷模,则是经过好几个世纪的职业乐师不断加工改进的结果。在荷马史诗以前,也许还有过简陋得多的较原始的文学资料。如果将来考古发掘能找到这种文字记载,希腊文学的起源也许能再提早一两个世纪。  

  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叙述古代小亚细亚的特洛伊人与希腊人(当时统称阿凯亚人)交战的故事。史诗《伊利昂纪》集中描写战争第十年中51天的事情。另一部史诗《奥德修纪》继续叙述这段故事,集中描写阿凯亚人的一位足智多谋的英雄奥德修斯,在攻下伊利昂城之后,乘船回乡,在海上经历了许多艰险,飘流了十年,最后才回到家乡同妻子团聚。在荷马史诗之前,古代希腊包括地中海东部到小亚细亚一带早已存在大量的原始神话和古代英雄传说,相传名为荷马的职业乐师只是选择了这段故事,创作出这两部史诗,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此外还有许多类似荷马史诗的口头文学,可惜都早已失传了。  

  古代曾有过不少类似或模仿荷马史诗的作品,大多是公元前7、6世纪的诗人创作的;这些作品也都用爱奥尼亚方言和荷马史诗特有的格律──扬抑抑格六音步。这些史诗作品在公元前5、4世纪还存在,但是后来就不再被人提起。今天只知道这些史诗的大致内容、篇名和一些残句,内容有关于希腊群神的谱系,新神与旧神的战争,关于忒拜城和奥狄浦斯的故事,关于攻打伊利昂城以前和以后的英雄传说,关于奥德修斯日后的遭遇和死亡等等。此外,今天保留下来的还有一些献给不同神□的短篇颂歌,一般称为“荷马神颂”,大概是古代朗诵史诗的职业乐师所用的引子,最著名的有献给阿波罗、阿佛罗狄忒和得墨忒尔的几篇,都是很优美的歌词。 
 
  公元前8世纪末、7世纪初,有一位原籍小亚细亚、后来移居到比较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比奥细亚地方的诗人赫西奥德,他给我们留下两首长篇叙事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他的叙事诗属于荷马史诗一类,因为用的是同样格律和方言,但内容与荷马史诗完全不同。在《工作与时日》里,赫西奥德用讽喻口吻描绘了当时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劳动,地方贵族阶层的残酷剥削,以及不同日子的吉凶等,叙述很朴素,没有荷马史诗描写过去英雄时代那种浪漫气氛。他的另一首叙事诗《神谱》叙述诸神的由来,企图把不同神话传说组成一个完整体系。从他的关于宇宙起源的传说可以看到小亚细亚东方的影响。  

  公元前6世纪前后,荷马史诗的传统已经衰落,在以爱琴海东部为中心的史诗传统与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悲剧和喜剧之间有一个抒情诗歌的兴盛时代。早期的希腊抒情诗歌只有很少被完整保留下来。由于中古欧洲教会对古典文学遗产曾大加摧残,一些最著名诗人的作品都被列为禁书烧掉,所以今天只能看到一些断章残句。虽然如此,古希腊抒情诗歌还是对后世欧洲诗歌产生过很大影响,许多欧洲诗歌的格律形式都继承了古希腊抒情诗歌的传统。早期的抒情诗歌一般是用来歌唱的,歌唱时往往伴有管弦乐器,可以分为笛歌和琴歌两大支。公元前7世纪前后,出现一种抒情诗体叫作“埃勒格体”,这是一种每段由六音步诗行加上扬抑抑格的五音步诗行组成的双行体,用笛子伴奏。从内容看,用埃勒格体写成的有挽歌,也有战歌和情歌。后世一般把这种埃勒格体诗歌称作哀歌。但很可能埃勒格体是“笛歌”的意思。公元前7世纪初的提尔泰奥斯是著名的哀歌体诗人,相传他是雅典的一个跛足的教师,他前往斯巴达,写了一些战歌,帮助斯巴达人战胜他们的敌人。从他的残存的战歌中可以看出他的诗是质朴而有力的,这些诗歌帮助培养了斯巴达人勇武刚强的传统。公元前 7世纪的哀歌体诗人还有阿尔基洛科斯,据说他还创作了一些新的格律,如抑扬格和四音步诗等。他的诗歌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歌颂战争的诗,也有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诗和讽刺诗,可惜都没有保存下来。还有卡利诺斯、米姆奈尔摩斯和泰奥格尼斯也是这时代著名埃勒格体诗人。雅典政治家梭伦也是一位著名诗人,曾用哀歌体和抑扬格体写诗,号召雅典人保卫城邦,为他的政治改革服务。  

  与用笛子伴奏的歌曲同时或略晚,出现了用弦琴伴奏的歌曲。古希腊的琴是拿在手里弹奏的,有如中国古代的箜篌;开始只有两三根弦,逐渐发展到五弦或七弦。在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著名的“琴歌”诗人有泰尔潘德罗斯,据说他来自爱琴海东边的累斯博斯岛,在音乐和格律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创造。公元前6世纪初,靠近小亚细亚的累斯博斯岛一带有一种使用当地爱奥尼亚方言的诗歌,主要的诗人有阿尔凯奥斯和萨福,两人都属于氏族贵族阶层,反对当地“僭主”,不得不时常逃亡在外。阿尔凯奥斯的10卷诗歌里有颂歌,有关于战争和政治的诗歌,有关于爱情的歌,而最多的是饮酒歌。他的诗歌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战斗精神,也有一些热爱祖国家乡的思想。萨福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女诗人,她写了9卷诗,但传世的只有两首比较完整,其余只是些断章零简。她的诗感情真挚,语言朴素自然,具有非常感人的力量。阿尔凯奥斯和萨福都创造了他们独特的诗歌格律,被后世摹仿袭用。比他们较晚的一位重要抒情诗人是阿那克里翁,他来自靠近小亚细亚的提奥斯岛,在萨摩斯岛住了一些时候,最后到了雅典;他写了5卷诗,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城有不少诗人摹仿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都是别人摹仿他的饮酒歌和爱情歌的作品。  

  萨福以后,古希腊抒情诗歌的中心从东方转到雅典和西西里岛一带。公元前 6世纪西西里岛的斯特西科罗斯也是一个重要的抒情诗人,他写了26卷诗,对古希腊抒情诗的发展有不少影响,但他的诗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一些残句。他的诗大多以神话传说为题材,比较接近叙事诗。意大利南部还有著名的抒情诗人伊比科斯,据说他留下7卷诗,多半是爱情诗。 
 
  在保留了贵族统治的地区(主要是多里斯人居住的地区)或权力属于僭主的地区,庄重华美的合唱歌辞和颂神诗得到发展。合唱歌的体裁较复杂,格律也较自由。最早的合唱歌诗人是阿尔克曼,他的合唱歌队曾于公元前7世纪末在斯巴达表演过,但他大概来自小亚细亚。公元前 6世纪希俄斯岛的抒情诗人西摩尼得斯在雅典僭主希帕尔科斯统治时,被邀到雅典,后来又到帖撒利亚和西西里。他为希波战争中阵亡的希腊人所写的墓志铭举世传诵,他也写过不少颂歌。最重要的合唱歌诗人是品达罗斯,他生于忒拜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最著名的诗是他为体育竞赛中优胜者所写的颂歌;他的诗歌凝练庄重,很喜欢搬用典故,很少抒发个人情感。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被公认为古希腊抒情诗的最兴盛时代。这时代最后一位著名诗人是巴克基利得斯,他是西摩尼得斯的侄子,他也写了不少歌颂优胜者的颂歌。后日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们认为古希腊最重要的抒情诗人有9人,他们是:阿尔克曼,斯特西科罗斯,阿尔凯奥斯,萨福,西摩尼得斯,伊比科斯,阿那克里翁,品达罗斯,巴克基利得斯。  

  从抒发个人感情的短篇抒情发展到合唱歌辞,再发展成为迎神赛会中的乐舞,这样就逐渐出现了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成为古希腊文学中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当然,公元前6、5世纪间希腊戏剧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雅典民主制的政治社会因素所促成。自公元前 534年左右起,悲剧成为雅典的春季迎神赛会的组成部分。据说悲剧就是由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乐舞演变而来。相传累斯博斯岛的阿里翁是演唱这种乐舞的第一人,品达罗斯的老师拉索斯据说曾在雅典表演这种乐舞。另一位诗人泰斯庇斯首次用一个演员同合唱队对话,后来埃斯库罗斯又加上第二个演员,这样才真正发展成为戏剧。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歌队占中心地位。按照当时赛会规定,每一个参加悲剧竞赛的诗人要演出三部悲剧和一部“羊人剧”,后者是用扮成半人半羊的歌队演出的插科打诨戏。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一般故事都是连贯的,他不重视戏剧结构和人物描写,主要是表现个人行为与天神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他的语言丰富华丽,有时过份夸张,以致晦涩难懂。 
 
  埃斯库罗斯以后的著名悲剧诗人是索福克勒斯。他不写故事连贯的三部曲,每个悲剧的故事都是独立的。他减少了歌队的重要性,又增加了第三个演员。他的悲剧题材也还是古代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但是他所描写的英雄人物已带有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理想,天神的意志不再说明一切,人类的苦难也并非全是天神惩罚的结果。他的早期悲剧比较接近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后期作品如《奥狄浦斯王》就更有人情味,更多注意个人感情矛盾和复杂心理。  

  欧里庇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最后一个,他虽比索福克勒斯只晚了10年,但他属于另一时代。他正当智者派哲学盛行时期,许多传统观念和价值受到怀疑,虽然他的悲剧仍以古代神话和英雄传说为题材,但已赋予了新的内容,主要兴趣转向当时的社会问题。在心理描写方面更合乎现代人口味,因此他的作品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比他的两位前辈诗人更大。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每人只有7部悲剧完整地流传下来,欧里庇得斯则保留下来17部悲剧。  

  希腊早期喜剧也起源于庆祝丰收的迎神赛会,开始只是俚俗的打诨,后来受到西西里岛民间拟剧的影响,才发展成为有故事情节的喜剧。早期西西里岛的喜剧作家有埃庇卡摩斯和索福龙,两人都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在雅典,喜剧参加竞赛比悲剧晚了半个世纪,我们所知最早一位著名喜剧诗人是克拉提诺斯,在他以后50年出现了两位著名诗人欧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的11部喜剧被保存下来。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都是政治性质的戏谑;在他的作品中,当时当权派克勒翁、哲学家苏格拉底、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都遭到无情的嘲笑,他甚至讽刺雅典的民主制度和当时主战派的政策。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民主制被削弱,嘲讽政治受到限制,因此在公元前4世纪初,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旧喜剧就逐步为古希腊中期喜剧所代替。从阿里斯托芬的后期喜剧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转变的开始,古希腊中期喜剧作家有安提法奈斯和阿莱克西斯,他们的作品都没有被保留下来。这时期喜剧情节渐趋复杂化,有更多的现实社会描写。在形式方面,歌队被取消了;在内容方面,对社会的讽刺代替了政治讽刺。中期喜剧又过渡到后期的新喜剧,新喜剧的出现约在公元前320年左右。新喜剧不用神话为题材,都是描写当时社会上各种典型人物的悲欢离合的世态剧。新喜剧的著名作家有狄菲洛斯、菲莱蒙和米南德等,以米南德最享盛名;据说米南德一共写过105个喜剧,但是今天只保留下来两个比较完整的剧本《恨世者》、《萨摩斯女子》和几个残缺的剧本。  

  古希腊后期的新喜剧曾被罗马的喜剧作家大量抄袭引用,许多罗马喜剧实际上是古希腊后期新喜剧的翻译或改写,今天在罗马喜剧里还可以大致看到古希腊后期新喜剧的面貌,它们也给后日欧洲喜剧提供了榜样。
  
  在散文方面,公元前7世纪以后,用散文记录文件开始兴起。在早期散文著作中只有爱奥尼亚的赫卡泰奥斯留下一篇地理志的残篇,他还写过一篇关于古代神话传说和家族世系的历史。公元前6、5世纪间的希罗多德,被公认为古希腊第一个重要的历史家,他曾游历过东方各地,收集了不少传说故事,后来他的著作发展成为一部记录希腊与波斯战争的历史。他的这部著作文字流畅、庄重,不但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重要的文学作品,可以与中国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在希罗多德之后,最重要的历史家是修昔底德,他比希罗多德只晚了20年左右,但他的历史却代表了另一时代。他是希腊历史学家中开始探索历史规律的第一人,注意各种政治因素,从而使历史成为科学。他是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雅典将军之一,得以深入了解当时的事件。他在书中常用历史人物的讲话反映双方当事人在重大时刻的思想活动。他的历史著作只写到公元前 411年。在他以后的重要历史家是色诺芬,写了一部《希腊史》,继修昔底德叙述411年以后的历史事件,写到公元前357年。色诺芬的历史著作不如修昔底德的那样谨严,但他对军事很内行。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部《远征记》,叙述他参加波斯王子小居鲁士的希腊雇佣军,小居鲁士政变失败后,雇佣军的将领被杀,他本人带领这支队伍,历经艰险,从巴比伦附近转战千里,终于到达黑海南岸。这部书不但是真实的历史纪录,也是很好的文学传记。他还写过几篇纪念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作品,一篇虚构历史以寄托个人理想的《居鲁士的教育》,一些有关狩猎和驯马的文章等。相传他有不少著作传世,这说明他在古代享有很高声誉。公元前 4世纪间还有小亚细亚的希腊历史家埃福罗斯写过一部希腊通史,从远古的英雄传说写到他所处的时代。此外还有希俄斯岛的历史家泰奥彭波斯,也继承了色诺芬的传统,在叙述历史中掺杂一些道德说教,并注意修辞。 
 
  修辞学和演说也是古希腊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民主制度的兴起使得用于政治讲演和法庭答辩上的演说和修辞成为一种重要学术。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西西里岛实行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演说家科拉克斯和他的弟子提西阿斯与高尔吉亚斯。公元前5、4世纪的智者派学者们都教授演说术。在雅典当时最重要的演说家是吕西阿斯,他的文字简洁明快,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散文的楷模。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著名演说家还有伊塞奥斯和伊索克拉底,后者在雅典设立学院,训练出不少演说家。公元前4世纪最著名的雅典政治演说家是狄摩西尼,他的政治演说富于雄辩,充满感情。他作过不少演说来鼓动雅典人反抗马其顿的扩张。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对手埃斯基涅斯,后者只留下三篇演说。在狄摩西尼和埃斯基涅斯之后,由于马其顿的统治窒息了雅典的民主制,演说术即告衰落。  

  公元前4世纪是哲学著作方面最辉煌的时期,这时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常用问答方式教授他的学生,因此出现了哲学对话这种形式。苏格拉底本人并不从事著述写作,他的学生曼诺斯和安提西尼等首先用对话形式写下苏格拉底的语录,但他最著名的学生是柏拉图。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共写下40篇对话,其中文艺性最强的是《斐德罗斯篇》(又译《斐德若篇》)、《会饮篇》等。他写了一篇纪念苏格拉底之死的文章,把这位哲学家被判处死刑时的情景加以理想化。他还写了《理想国》10卷和《法律篇》等。后来写的一些对话偏重于哲学推理。柏拉图最好的文艺对话有很多当时情景的描写,很象美妙的散文诗。他的“对话”是古希腊文学中伟大的散文著作。柏拉图的著名学生亚里士多德是另一位古希腊著名学者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非常丰富,遍及古代科学各个领域,但流传下来的只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讲稿笔记,看不出多少他的散文风格。亚里士多德有关文学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他的《诗学》和《修辞学》,在文艺复兴后对欧洲的文艺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是通过他的继承人泰奥弗拉斯托斯被保存下来的,后者的著作大部散失,只留下两卷研究植物学的科学著作和30篇《性格种种》。  

  (二)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文学 公元前334至323年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统治全希腊后,又东征波斯、印度等地,从此整个地中海东部和西亚、中亚许多地方都处在希腊文化影响之下,希腊语变成这一广大地域的普通话。因此这一时期又称为希腊化时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将军托勒密,在亚历山大死后,成为当地的主人;在这里集中了许多图书和学者,使亚历山大城成为雅典以后的主要希腊文化中心。从公元前1世纪起,西方罗马的势力扩展到东方,但亚历山大城仍然是希腊文化中心,一直到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拜占廷)为政治文化中心之后,亚历山大城才失去它的重要地位。 
 
  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城最重要的诗人有忒奥克里托斯、卡利马科斯、阿波罗尼奥斯、阿拉托斯等。忒奥克里托斯原是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人,后来到了亚历山大城,成为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写了不少牧歌,描绘日常生活情景和年轻牧人的爱恋,他的牧歌被当时诗人摩斯科斯和彼翁等摹仿,对罗马的维吉尔和以后欧洲这一体裁都有很大影响。卡利马科斯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和诗人,曾编过亚历山大城所藏图书的全部目录。他的主要作品是一首哀歌体长篇叙事诗《起源》,叙述各种风俗礼仪的起源,共4卷,已失传。他传世的只有6首颂神歌、一些铭辞和一篇长达千行的叙事诗《赫卡勒》,以神话为题材。据说他当时的诗歌和学术著作共有 800卷之多。阿波罗尼奥斯是他的对手,也是一位学者和诗人,流传下来的有一部史诗《阿尔戈船英雄纪》4卷,对日后罗马史诗有不小的影响。阿拉托斯也是一位渊博的亚历山大学者,他写过一部论天文星象的长诗,曾多次被译成拉丁文。公元前 3世纪著名的铭辞诗人还有阿斯克莱庇阿得斯和莱奥尼达斯,都写了一些爱情短诗。那时还有一位较著名的诗人赫罗达斯,他写的8首拟剧描绘世俗生活场景,塑造的形象十分鲜明。  

  公元前80年左右,诗人墨勒阿格罗斯曾把古希腊的抒情短诗和铭辞编成集子,名为《诗苑掇华》,约包括50个希腊抒情诗人的作品,从公元前7世纪的阿尔基洛科斯到他本人。此后还有其他一些选本,都已散失。公元10世纪,一位东罗马学者才又编出一部比较完全的选本,收入三千多首铭辞,分为15卷,此后又增加了第16卷,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古希腊铭辞短诗的总集。

  在历史传记文学方面,这时期的重要历史家有波利比奥斯。他写的历史共40卷,今天只留下5卷。比他较晚的历史学家有出生在小亚细亚的狄奥尼西奥斯,他也是修辞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他的《古代罗马史》共20卷,保留下来一半。还有阿庇安写了《罗马史》24卷。此外,阿里安诺斯提供了有关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重要史料。  

  这时期希腊历史学家对日后欧洲作家影响最大的是公元 1世纪的普卢塔克,他写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大部分被保留下来,包含许多宝贵史料。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用理想化的古人教育今人,所以也有不甚可靠之处。他还写过不少关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论述,总称为《道德论丛》。这时的历史学家还有西西里岛的狄奥多罗斯,他写了一部《历史文库》40卷,内容庞杂,但也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
 
  公元 1世纪以后,出现了一个散文写作的复兴运动。生于小亚细亚的狄翁被称为“雄辩的演说家”,是一个讲究古典散文风格的作家。这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要算出生在叙利亚的卢奇安(一译琉善),他的作品多半是讽刺性散文,嘲笑过去的天神和当时的迷信风尚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高度评价他的作品,称之为“古代的伏尔泰”。 
 
  2、3世纪间,雅典人菲洛斯特拉托斯写了一些关于智者派学者的传记,还写了一部《提阿纳人阿波罗尼奥斯传》,后者是关于当时一个著名的方士的故事,内容荒诞不经,可作为传奇小说来读。还有出生在埃及的阿特纳奥斯,他写过一部《欢宴的智者》,共15卷,内容涉及伦理、美学、科学、文艺等方面,是研究古代希腊社会风俗和文学的重要资料。  

  在文学批评方面,公元1世纪左右,得墨特里奥斯著有《论风格》一篇。《论崇高》的作者相传是朗吉努斯,这篇作品分析了构成伟大文学作品的因素,认为一个伟大作家必须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激情;这篇著作的作者表现出相当高的美学欣赏能力,对后来欧洲的文艺理论有过很大影响。  

  早在公元前5、4世纪,寓言作家伊索的名字已经为人所共知。公元前 3世纪曾编辑过一部《伊索寓言集》,已佚。公元1、2世纪间,巴布里乌斯用抑扬格诗体写过一部《伊索寓言》。现存抄本还包括一些后来加入的散文寓言。在小说传奇方面,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们创作了不少以亚历山大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公元前1世纪的阿里斯提得斯写过一部《米利都传奇》,这些都已失传。传世的传奇小说有公元 2世纪的卡里同、阿基琉斯·塔提奥斯和3世纪的朗戈斯、赫利奥多罗斯等人的作品,它们的题材都是讲一对恋人经历许多艰难险阻终得团圆这一类故事。朗戈斯的小说《达夫尼斯和赫洛亚》是其中抒情风格比较突出的一部。此外还有克里特人狄克提斯和弗里吉亚人达勒斯所写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希腊文原本已失传,但其拉丁文译本在中世纪欧洲还在流传。  

  公元2世纪,生于小亚细亚的著名史地学家鲍萨尼阿斯著有《希腊道里志》10卷,收集了古代不少传说和有关文物古迹的资料。亚历山大城还有一位埃拉托斯泰涅斯写过有关天文地理方面不少著作,他也是一位诗人,但他的诗作已散失。基督教《新约》的一部分是用当时希腊普通话写的,对后世文学有不少影响。在哲学方面,这时期最后一位重要作家是普洛提诺斯,他把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思想推到新的高度,曾被称为古希腊最后的重要散文家。 
 
  (三)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文学 从公元4世纪拜占廷(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时起,到公元15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时为止,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间,虽然在这一广大地区希腊文化还在继续,希腊语成为这一带居民的普通话,但是由于东罗马帝国的官僚政治和基督教会对思想的束缚,希腊文学始终得不到健康成长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虽然留下了大量著作,但没有出现多少重要的诗人和散文家。

  公元 5世纪,摹仿古代荷马史诗的创作曾一度复兴,这些后期史诗作品的出现仍以亚历山大城为中心。出生于小亚细亚的斯弥尔纳的诗人昆图斯写了14卷《续荷马史诗》,叙述特洛伊战争后期的故事。同时还有一位史诗诗人农诺斯,写了48卷《狄奥尼索斯纪》,叙述有关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后期神话传说,包括他远征印度的故事和他的无数爱情故事。此后在整个东罗马帝国时代,没有出现什么重要的诗人。公元 6世纪有一个保罗·西伦提阿里奥斯,算是当时著名的基督教诗人。此外有不少用诗体写成的传奇故事和历史题材的长诗,其中最重要的一部长诗叫《狄根尼斯·阿克利塔斯》,意思是“双重国籍的边民”,内容是讲一个武艺高强的英雄,是东罗马公主和阿拉伯贵族所生的儿子;他经历许多惊险场面,成为边界地区的杀富济贫的著名侠盗;他建立了一座城堡,后来病死,人们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这篇长诗大概是公元9、10世纪间开始形成的,原是口头文学,有不同抄本。此外还有大量的宗教诗篇,但文学价值不大。  

  东罗马时代有不少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留下来不少著作,但大多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只能当作史料引用。公元6世纪有一位历史学家普罗科庇奥斯,他写了8卷查士丁尼皇帝时代的战争史和一篇宫廷秘史,被后世认为是波利比奥斯以后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公元 8世纪后半叶有一位历史学家泰奥芬尼斯,他写的当时历史可以弥补东罗马历史上一段空白,文字也还通俗易读。公元11至12世纪间的安娜·康内娜是东罗马皇帝阿莱克西奥斯的女儿,她写了8卷历史叙述他父亲在世时的事,提供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较为可靠的资料。  

  除上述以外,只有10世纪后半叶的一部名为《隋达》的文学资料汇编值得一提。这部著作的编写人没有留下名字,它包含3万多个条目,提供了大量有关东罗马时代和更早时代文学家的生平和著作方面的宝贵资料,可以算是东罗马时代的学者对希腊文学史所作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四)现代希腊文学古代希腊各地原有不同方言,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这些不同的方言已经统一成为一种普通话;这种书写用的普通话,受雅典修辞学的影响,与现代口语还有些区别,成为官方语言或“雅语”。这种古典主义的“雅语”是现代希腊文学的一个传统。另一个传统则是在爱奥尼亚群岛和克里特岛兴起的“俗语”文学。  

  15世纪以后希腊本土被土耳其人占领时期,唯一的文学活动是民间歌谣,曾流传下来不少所谓“克列夫特”的歌谣;“克列夫特”是一种武装的流寇,指那些在边远山区不受土耳其统治者约束的游民。16至17世纪,由于威尼斯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克里特岛,当地的希腊语文学一度复兴。17世纪中叶,科尔纳罗斯写了一首长诗《埃洛托克利托斯》,叙述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当时还有一些戏剧作品,多半受意大利和罗马喜剧的影响。1669年,土耳其人重新占领克里特岛,希腊语文学复兴运动又告中断。17、18世纪间,希腊教会在君士坦丁堡的官吏曾在一些地方兴办希腊语学校,出版希腊文书籍,来推动人们学习希腊文化,提倡一种用希腊语的“法那里奥特”文学。“法那里奥特”即指隶属于希腊教会的官吏阶层,这种文学运动使得东罗马时代的希腊文学得以继续下去,也为独立运动作了准备工作。“法那里奥特”文学也受西欧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的影响。  

  18世纪希腊获得独立前,许多希腊学者和作家都侨居国外。流亡在巴黎的科拉伊斯(1748~1833)对复兴希腊文学作出了贡献,他印行了不少古希腊文学著作,并使当时雅语接近口语化。他以口语普通话为基础,但又要求语言的优美和规范化,强调修辞。  

  18世纪后半叶,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里加斯(1757~1798) 在维也纳等地印行许多革命传单和革命歌曲,号召人民起义。他曾写信给拿破仑,请求帮助希腊人获得解放。他被奥地利当局逮捕,交给土耳其人,被秘密绞死。解放后雅典人为他树立雕像,他的名字一直成为雅典人民的骄傲。  

  1828年希腊获得独立后,东部希腊教会的“法那里奥特”文学移到雅典,开始了雅典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这一派主要的诗人是苏佐斯(1806~1868),他曾在巴黎求学,受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以写讽刺诗著名。这一派最后一个重要诗人是帕拉斯科斯(1838~1895),他们都用雅语写作,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19世纪初,除了雅典的浪漫主义派,在爱奥尼亚一带还有另外一个流派,这一派的首创者和代表人是索洛莫斯(1798~1857)。他曾在意大利学习,也用意大利文写作;他用现代希腊文写作的诗歌充满爱国热情。在古典派与民间派斗争中,他选择了后者。他还介绍了一些西欧诗歌形式,丰富了现代希腊诗的表达能力。在这一派诗人中,重要的还有卡尔沃斯(1792~1869)和瓦劳里蒂斯(1824~1879),后者对新雅典派的大诗人帕拉马斯产生过不小影响。  

  1880年左右,一些年轻诗人感觉雅语文学和它的浪漫主义倾向因循守旧,缺乏生气,内容空洞,因此开创了新雅典派。他们也要求保存一些古典传统,但比较倾向俗语文学,面向现实生活。帕拉马斯(1859~1943)是这一派的领袖,他写了一些著名的哲理叙事长诗和某些美妙的抒情短诗,也写过短篇小说和诗剧。在帕拉马斯之后,大家公认这一派成就最大的诗人是西凯里阿诺斯(1884~1951),他写的《胜利之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秘密在敌人占领下传播。差不多与他同时的卡瓦菲斯(1863~1933),是没有受帕拉马斯影响的重要诗人。卡瓦菲斯出生在亚历山大城,他用的语言既不同于雅语文学,又不同于新雅典派的语言,自成一格。在他的诗中,历史回忆和个人经历交织在一起,反映西方某些现代倾向。当时反对雅典浪漫主义派的诗人还有德罗西尼斯(1859~1951),他不属于帕拉马斯一派,但也站在俗语文学这一边,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重要希腊诗人有悲观主义者卡里奥塔基斯(1896~1928)、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象征派诗人塞菲里斯(1900~1971)、长篇史诗《奥德修续纪》的作者卡赞扎基斯(1883~1957)以及197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超现实派诗人埃里蒂斯(1911~ )等。当代希腊诗歌主要是抒情诗,但拉斯卡拉托斯(1811~1901)和苏里斯(1853~1919)的讽刺诗也值得一提。  

  在散文方面,在希腊获得独立后,首先出现了不少历史小说,都深受西欧文学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回忆录。普叙哈里斯(1854~1929)于1888年出版了《我的旅行》,这本书唤起了国人对过去希腊文化的向往,普叙哈里斯于是成了俗语文学运动的领袖。19世纪8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开始了当代希腊散文创作的新时代。浪漫主义不再受欢迎,作家们不再写历史小说,转向反映现实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尤其是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小说。这时民俗学研究正在兴起,民间传说的搜集也有助于挖掘农村方面的题材。尼科劳斯·波利提斯(1852~1921)在民俗学和民间传说方面的研究,起了不少推动作用。此后就出现了一大批描绘农村和渔民生活的短篇小说,包括帕拉马斯的著名短篇小说《一个人的死》。卡尔卡维查斯也是重要的小说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乞丐》。诗人德罗西尼斯也写了一些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色诺普罗斯(1867~1951)写了好几部以城市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他和一些作家还开展了新戏剧运动,他写的剧本多半受易卜生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米里维利斯(1892~1969)写了不少战争回忆录和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还写了许多短篇小说。此外,还有不少著名的当代小说作家,如维内吉斯 (1904~ ) 、科斯马斯·波利提斯(1888~ )、塞奥托卡斯(1905~1966)等,都写了一些为人称道的长篇小说和游记。著名诗人卡赞扎基斯也写过一些长篇小说,被译成多种文字。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游记。  

  一般西方学者认为当代希腊文学虽然不能与古希腊文学的卓越成就相比,但仍是当代欧洲文学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在小说戏剧方面,虽然当代希腊作家的成就比不上19世纪和20世纪西欧重要作家,但也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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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8 12:56 |只看该作者
英国文学
  一、中世纪文学  

  古英语文学 英格兰岛的早期居民凯尔特人和其他部族,没有留下书面文学作品。5世纪时,原住北欧的三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侵入英国,他们的史诗《贝奥武甫》传了下来。诗中的英雄贝奥武甫杀巨魔、斗毒龙,并在征服这些自然界恶势力的过程中为民捐躯。它的背景和情节是北欧的,但掺有基督教成分,显示出史诗曾几经修改,已非原貌。按照保存在一部10世纪的手抄本里的版本来看,诗的结构完整,写法生动,所用的头韵、重读字和代称体现了古英语诗歌的特色。 
 
  6世纪末,基督教传入英国,出现了宗教文学。僧侣们用拉丁文写书,其中比德所著的《英国人民宗教史》(731年完成)既有难得的史实,又有富于哲理的传说,受到推崇,并译成了英文。  

  此后,丹麦人入侵,不少寺院毁于兵火,学术凋零。9世纪末,韦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力抗丹,同时着手振兴学术,请了一批学者将拉丁文著作译为英文,并鼓励编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是用英国当地语言写史的开始。 
 
  中古英语文学 1066年诺曼人入侵,带来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也带来了一批说法语的贵族。古英语受到了统治阶层语言的影响,本身也在起着变化,12世纪后发展为中古英语。文学上也出现了新风尚,盛行用韵文写的骑士传奇,它们歌颂对领主的忠和对高贵妇人的爱,其中艺术性高的有《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它用头韵体诗写成,内容是古代亚瑟王属下一个“圆桌骑士”的奇遇。  

  14世纪后半叶,中古英语文学达到了高峰。这时期的重要诗人乔叟的创作历程,从早期对法国和意大利作品的仿效,进到后来英国本色的写实,表明了英国文学的自信。他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用优美、活泼的韵文,描写了一群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人的神态言谈;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和行业,各人所讲的故事或雅或俗,揭示了多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时,还有教会小职员兰格伦写的头韵体长诗《农夫皮尔斯》(一译《农夫彼得之梦》),用梦幻的形式和寓意的象征,写出了1381年农民暴动前后的农村现实,笔锋常带严峻的是非之感。同样宣泄下层人民情绪的还有民间歌谣,它们往往是在长时间的口头流传之后才写定的,其中最初见于15世纪抄本的罗宾汉歌谣,描绘了一群农民劫富济贫、打击教会僧侣和执法吏的事迹,传诵至今。

  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6世纪,由于新航路发现后海外贸易发达,英国国力逐渐充实,民族主义高涨,1588年一举击败大陆强国西班牙派来入侵的“无敌舰队”。文化上也出现了一个活动频繁、佳作竞出的文艺复兴局面。 
 
  一如在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英国是以重新发现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开始的。大学里恢复了古希腊语的教学,接着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众多的学者、作家将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代意、法等国的学术和文学名著译成了早期近代英语。哲学家、教育家、历史家、政治家、宗教人士纷纷从事著述,用不同方式表达了人文主义思想,其中有托马斯·莫尔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1516)。这部作品借一个旅行者谈海外见闻的方式,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制和宗教压迫而崇尚学术的理想社会,而对为了能多产羊毛而大规模圈地、迫使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的“羊吃人”的现实英国作了有力的谴责。  

  诗歌创作空前活跃,大批诗集出版,开一时风气的重要诗选也陆续问世,其中《杂集》(1557)发表了华埃特和萨里两人对于意大利十四行诗的仿作,使这一诗体在英国生根。到了90年代,锡德尼等著名诗人都出版了十四行诗集,虽然仍以歌颂爱情为主,却能突破旧格局而注入新内容。比十四行更重要的还有其他诗体,或抒情,或叙事,或讽刺,或探讨哲理,都有出色的代表作家,而成就最大的则数斯宾塞。他的主要作品《仙后》(1590~1596)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利用中古骑士传奇的体裁,以寓言为主要手法,在精神上却反对天主教而歌颂作为英国民族象征的伊丽莎白女王,传达了正在兴起的清教主义的严峻的道德观,并且出之以优美而多变的韵文,使得斯宾塞不仅独步当时诗坛,而且成为后世讲究诗艺的作家所仰慕的“诗人的诗人”。  

  诗歌的成就还包括无韵体诗在剧本里的成功运用。诗同剧的结合产生了这一时期文学最骄傲的成果:诗剧。从16世纪80年代起,诗剧作者们摆脱了中古神秘剧、奇迹剧、道德剧的宗教色彩和粗糙技巧,建立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新戏剧,敏锐、强烈地表达了时代精神,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大胆创新。第一个成功地使无韵体诗变成戏剧媒介的是马洛。他用“壮丽的诗句”写壮丽的人物,如《帖木儿》(1590)中的中亚大帝国的创立者和《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604)中的追求无限知识的德国博士,同时又在《爱德华二世》(1594)里将一个国王的遭遇写成了英国第一个历史剧。马洛早死,但是诗剧继续成长,经过基德、格林、查普曼、德克、米德尔顿、马斯顿、海伍德等人的创作实践,题材扩大,技巧更趋成熟,至莎士比亚而集大成。
  
  莎士比亚是演员和剧作家,一生写了37部剧本。他博采众长而又自有创造,在历史剧、喜剧、悲剧、传奇剧各方面都写出了杰作。他的 9个历史剧包括了从约翰王到亨利五世(亦即从13世纪初到15世纪末)之间连续300年的英国历史,场面之大实属空前,而作者也写得波澜壮阔,反封建、反内战,热情地歌颂了民族国家的形成。他的喜剧活泼多趣,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中《仲夏夜之梦》(1596)和《皆大欢喜》(1600)又充满浪漫诗情,令人神驰;《威尼斯商人》(1597)用生动的法庭对抗的场景提出了海外贸易和犹太人放高利贷等经济问题;而结构完整、语言锋利则又数揭露清教徒虚伪的《第十二夜》(1601)。他写悲剧的天才首先见于《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这个歌颂自由恋爱的剧本象朝露一样新鲜,而一对纯真青年的死又对封建门第的残酷作了有力的控诉,为后来的西欧乃至世界的文学艺术提供了又一个有长远吸引力的主题。1600年以后,他的思想更深刻,技巧也更老练,创作了一系列卓越的悲剧,其中《哈姆雷特》(1601)写一个年轻的人文主义者面对邪恶势力,在怀疑、犹豫之后终于为“重整乾坤”而献出生命;《奥瑟罗》(1604)写一个威尼斯的黑人大将虽然武功盖世,却仍然受到邪恶势力的捉弄,以至亲手杀了无辜的爱妻;《李尔王》(1606)写一个国王在老年做了极不合情理的事,因此也受到极不合情理的对待,终于流落在民间,而在这过程中反而悟到了真理;《麦克白》(1606)则深入探索了野心的毁灭性,在充满迷信和恐怖的气氛里,作者却让他笔下的罪人不时剖析内心,沉思和反省给了这个悲剧以更大的深度。这一时期的作品标志着莎士比亚达到了他的戏剧艺术的顶点。以后他转入传奇剧的写作,以宽恕和解为主题,其中《暴风雨》(1611)仍是有魅力的佳作。

  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末期,诗剧仍然繁荣,不仅有鲍蒙特与弗莱彻等人在写传奇剧,还出现了莎士比亚所未曾尝试的社会讽刺剧,其代表作家是琼森。他的最好的剧作是《狐狸》(1606年上演)和《炼金术士》(1610年上演),它们把17世纪初年伦敦社会上的骗子、方士、食客、荡妇、清教徒之流暴露得淋漓尽致,诗句也典丽有力。但琼森后来为了投合宫廷所好而去写假面剧。同时舞台上出现了韦伯斯特、特纳等人写的凶杀剧,他们以绝好的诗才而渲染色情和恐怖,诗剧的败象已现。等到福特、修莱等人的剧本上演,不仅内容猥琐,韵文也虚浮,深为在政治上日益强大、信仰清教主义的资产阶级所不喜,他们所控制的国会于1642年通过法令,封闭了所有戏院。从16世纪兴起的英国诗剧,在经历了60年的光辉灿烂的成长过程之后,至此乃告衰竭。 
 
  文艺复兴文学中还有丰富多采的散文作品。16世纪的英语虽然稍嫌芜杂,却十分富于表达力,叙事、状物、写景、辩难,无所不能,因此出现了各种风格的散文,繁丽工整如黎里的《尤佛伊斯》(1579~1580),明白晓畅如纳什的《不幸的旅人》(1594),绵密雅洁如胡克的《论教会政策的法则》(1594~1597),简约隽永如培根的《随笔》(1597~1625)。上述黎里与纳什二书也是原始形态的小说。此外还有德洛尼写小城镇手工业者的三本书,特别是写鞋匠的《高贵的行业》(1600),在细节的叙述上已接近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正是由于这时英语表达力强,所以在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中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译作,如诺斯所译的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1579)和弗洛里奥所译的蒙田的《随笔集》(1603)。它们都是莎士比亚参考过的书。17世纪初最重要的译作则是1611年由国王詹姆斯一世下令出版的英文《圣经》。它是47位学者集体翻译的成果,吸收了以前英文译本的优点,用词纯朴而富于形象,韵律也饶声调之美,对后来的英语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以上思想、学术、诗、诗剧、散文、翻译等方面的活动成就卓越,尤以诗剧为最,使这一时期文学成为欧洲以至世界文学的高峰之一。 
 
  三、17世纪文学  

  16、17世纪之交,英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矛盾加深,人心动荡,反映于文学的,除了上述诗剧的衰败,还有在散文作品中围绕政治与宗教问题的论争文章的急剧增多,在诗歌中出现了以多恩为代表的玄学派诗和一些称为骑士派的贵族青年所写的爱情诗,前者用新奇的形象和节奏写怀疑与信念交替的复杂心情,显示出当时科学大进展冲击传统文化的影响;后者则表达了一种末世情调。 
 
  17世纪40年代,革命终于爆发。人民经过公开审判,处决了国王查理一世,并在打了一场激烈的内战之后建立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资产阶级政权。在文学上,革命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有大量的传单和小册子印行,各种集团特别是属于革命阵营左翼的平均派和掘地派通过它们来发表政见,其中李尔本、温斯坦利等人写得犀利有力;二是出现了一个革命的大诗人──弥尔顿。 
 
  弥尔顿对于革命的贡献,首先在于他的政论文。从1641年起,他搁下了早以优美著称的诗笔,而用英文和拉丁文写了许多政论小册子,为英国人民处死国王的革命行动辩护,也发表他的进步主张,如《论离婚》(1643)和《论出版自由》(1644)。他的文章虽然句式繁复,却有雄奇之美,在英国散文中自成一格。 
 
  1660年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王政复辟。这时弥尔顿已经双目失明,受着政治迫害,但他痛定思痛,把自己的一腔孤愤写进了他一生最后的三大作品。首先是《失乐园》(1667)。这首以人类祖先失去乐园的圣经故事为主题的史诗表达了作者的清教主义,而在对于撒旦的描写中则又倾注着他的革命思想,正是那些歌颂叛逆者的响亮诗行构成了诗中最动人的篇章。继之而来的《复乐园》(1671)叙述耶稣拒绝撒旦诱惑的节操,虽见平淡,仍多佳句。同时出版的《力士参孙》是英文中最出色的希腊式古典悲剧,结构严谨而人物突出。作者写参孙双目失明,身陷囹圄,而仍力抗强暴,终于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当中有弥尔顿对自己不平凡的一生的回顾,炽热的情感溢出诗行,表示他依然壮怀激烈,不变革命初衷。在艺术上弥尔顿力求完美,以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为典范,然又不失英国本色,在他的笔下无韵诗更具有庄严灿烂之美,表现了“雄伟的风格”。

  王政复辟以后,文学风气为之一变,盛行嘲笑清教徒的讽刺诗,法国式的“英雄悲剧”和反映浮华、轻佻的贵族生活的“风尚喜剧”。这类喜剧中也有意存讽刺的,如康格里夫的《如此世道》(1700)。这时文坛上的领袖人物是德莱顿,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主要成就在政治讽刺诗和文论。也有作家反对当时的社会风尚,如来自下层人民的班扬,他的《天路历程》(1678)用朴素而生动的文字和寓言的形式叙述了虔诚教徒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的经历,对居住在“名利场”的上层人物作了严峻的谴责。这里有清教主义的回响,而作品的卓越的叙事能力又使它成为近代小说的前驱。  

  还有两类散文作品,带来了新气象。一类是科学文章。1660年成立的皇家学会要求会员用“工匠、乡下人、商人的语言”,尽力把一切事物表达得“象数学那样朴实无华”。另一类是哲学著作,先有霍布斯,后有洛克,都用清楚、有力的文字发表了他们的经验主义哲学和政治思想,特别是洛克的影响深远的社会契约论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求实的文风和民主思想都是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国王虽复位,实权还在他们手里。1688年,他们把另一个不得人心的国王赶下了台,从此政权被商人和地主的联盟所牢牢掌握,文学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四、18世纪文学  

  18世纪前半叶,英国社会安定,文学上崇尚新古典主义,其代表者是诗人蒲柏。他运用英雄偶句体极为纯熟,擅长写讽刺诗,但以发泄私怨居多。表现出启蒙主义精神的主要是散文作家,他们推进了散文艺术,还开拓了两个文学新领域,即期刊随笔和现实主义小说。  

  期刊文学是应广大读者的要求而兴起。斯梯尔与艾迪生两人有首创之功。前者创办《闲谈者》报 (1709~1711) ,后者继出《旁观者》报(1711~1712),将街谈巷议和俱乐部里的风趣幽默写上了期刊。艾迪生的文笔尤见典雅。后来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约翰逊、哥尔德斯密斯等名家都曾主编期刊或为期刊撰稿,可见此风之盛。由于他们的努力,英国式的随笔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题材更广泛,文笔也更灵活。 
 
  更具英国特色而又对欧洲大陆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散文小说。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1719)、《摩尔·弗兰德斯》(1722)等书把水手和女仆当做英雄人物来介绍,细节写得十分逼真,虽然书的结构松散,作者却有娓娓动听的说故事的本领,使读者始终保持兴趣。他的文字口语化,善于绘声绘形,而又迅捷有力。这些特点,加上笛福对英国城乡诸色人等的深刻了解,使他奠定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1726)是以讽刺朝政、表现人类的丑恶为目的的寓言,然而作为故事,也是十分引人入胜。他把现实细节放在十分奇特的幻想的情景之中,而幻想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英国小说所需要的。世纪中叶,理查逊用书信体小说细致地描写遭遇不幸的少女的内心,以《克拉丽莎》(1747~1748)等大部头小说感动了一整代英国和西欧的读者,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称之为伟大创造力的表现。但在菲尔丁的眼里,理查逊只是市侩哲学的代表,于是他起而用仿作去讽刺之,其结果却掌握了写小说的艺术,于是有了他自己的创作,其中最受称道的是《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1749),它的人物、风景、场面都是典型的英国式的。作者歌颂真诚、热心、忠实而又不受传统束缚的青年男女,全书有一种爽朗、清新的空气,而又结构完整,把现实主义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时及稍后还有斯摩莱特、哥尔德斯密斯、斯特恩等人的小说,或扩充了题材,或实验了新写法,都有建树,因此虽然世纪末出现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说”,但是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英国小说中的主流,继续向前发展。

  菲尔丁的作品《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插图  

  出色的散文还见于其他文学品种。约翰逊的《诗人传》(1779~1781)是传记和文论的卓越结合,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1791)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境界,伯克的《论美洲的赋税》(1774)展示了政治讲演术的力量,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更以其深刻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典丽的文笔成为全欧钦仰的史学杰作。  

  然而散文之势虽盛,诗歌并未沉寂,不仅有世纪初的蒲柏和汤姆逊在创作,就是一些散文名家,如斯威夫特、约翰逊和哥尔德斯密斯,也善于写诗。等到世纪后半叶,感伤主义抬头,诗歌也复振,出现了扬格的《夜思》(1742~1745)和格雷的《墓园挽歌》(1750)等佳作,反映了英国许多人在产业革命加紧进行中所感到的痛苦和彷徨。珀西编的《英诗辑古》(1765)引起了对古民歌的爱好,于是仿作者有之,伪造者有之,形成一种对中世纪神往的风气。这时从经济不甚发达的苏格兰传来了农民诗人彭斯的声音,他既是旧民歌的整理者,又是新诗篇的创造者,而吟唱的内容则是爱情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后者正是法国启蒙思想的结晶,在80年代之末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对这次革命的迎或拒,同情或反对,使英国散文作家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但大多数诗人却在革命初起的“黎明”时刻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在这样的气氛中产生了浪漫主义诗歌。 
 
  五、19世纪文学 
 
  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大诗人是布莱克。这个靠镌版谋生的手工匠人是法国革命的热烈的拥护者,但又反对它的哲学基础理性主义,所写的诗也大异于18世纪的优雅含蓄,而着重想象力和神启式的宗教感,初期的《天真之歌》(1789)写得纯真,《经验之歌》(1794)写得沉痛;后来诗风一变,转而写作篇幅巨大的长诗如《四天神》(1804),其中有一套独特的象征和神话系统。  

  大学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却经历了另一种变化,即从拥护法国革命变成反对,于是前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找慰藉;后者神游异域和古代,以梦境为归宿。两人的诗歌合集,题名《抒情歌谣集》,于1798年出版。两年后再版,华兹华斯加了一个长序,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张诗人“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对以18世纪格雷为代表的“诗歌词藻”。他进而论述诗和诗人的崇高地位,认为“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它同人心一样不朽”,而诗人则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护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这一理论有足够的实践作为支持。华兹华斯的小诗清新,长诗清新而又深刻,他的十四行诗雄奇,他的《序曲》(1805)首创用韵文来写自传式的“一个诗人的心灵的成长”,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开了一代新风。柯尔律治另有特长。他的《古舟子咏》(1798)借用了一个充满了奇幻之美的航海故事,探索了罪和赎罪的问题;他的短诗《忽必烈□》(1816)发掘了诗的音乐美和人心的联想作用;他的理论著作《文学传记》(1817)吸收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论点,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尤其是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他成为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敏锐的理论家之一。  

  然而这两人的诗才在短期的闪耀之后相继熄灭了,另一代诗人在1815年左右起来,把浪漫主义诗歌带进了更广阔的境界。拜伦、雪莱、济慈三人各有特色,但是都忠于法国革命的理想。拜伦是出于对暴政的反感,雪莱是着眼于未来的理想社会,济慈是由于憎恨这个使“青年脸色苍白、骨瘦如鬼”的残酷世界。在艺术上,他们都有重大的创新。拜伦在他的杰作《唐璜》(1818~1823)里一反欧洲旧传说,把主人公从纨□子弟转变成热血青年,让他两度横越欧陆,通过他的眼睛见证了又评论了广阔的欧洲现实,而作者在本诗里对于口语体的运用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拜伦诗如其人,始终为自由而斗争,产生了超越英国和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影响。雪莱的抒情诗情思专注而意境高远,《西风颂》(1819)鼓舞了当时和后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诗探讨人类解放和理想的男女关系等重大问题,以议论入诗而诗句依然绚烂多采;他有志于复兴希腊式的诗剧,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里他师法埃斯库罗斯而又不取其懦弱,重申人的复兴的胜利,诗句挺拔,取得了辉煌成就。而济慈,这个英年夭折的天才,在1819年一年之内,写出了他几乎全部最重要的诗篇:《心灵》、《夜莺》、《希腊古瓮》、《秋颂》、《许佩里翁》,每一篇都使人感染到年轻诗人是怎样不知疲倦地追求着美,然而这却只使他更憬然于当时英国无处不见的丑,使他明白“只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苦难,而且苦难使他们不能安息的人”才能达到艺术巅峰。正是这对于“世界的苦难”所感到的切肤之痛使得济慈的诗篇不仅瑰丽,而且深刻。  

  这一时期诗歌还有司各特、克莱普、莫尔、坎贝尔、胡德等人的作品,总的成就是惊人的。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去世以后,没有另外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第一流诗人,创作了这样大量的为后世所珍视的第一流作品。 
 
  浪漫主义也有著名的散文作家,如哈兹里特和兰姆,前者的《时代的精神》(1825)是精辟的文论;后者的《伊利亚随笔集》(1823)以其风趣、典雅得到了英国和世界无数读者的欣赏。此外还有《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幻想的对话》(1824~1848)的作者兰道尔,都讲究风格,喜作“美文”。德·昆西还运用词句的音韵,试图在散文中造成诗的效果。与之成为对照的是平民政治家科贝特所写的《骑马乡行记》(1830),结合对民生疾苦的观察和美好山水的感兴,表明朴实有力的平易散文仍在发展。 
 
  散文的更大成就见于小说。原来以写诗出名的司各特从1814年起写了27部长篇历史小说,用雄迈的文笔再现了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有突出意义的事件,包括人民起义、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近代国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的建立,展示了历史的进程,刻划了众多的英雄人物,留下了《威弗利》(1814)、《罗布·罗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监狱》(1818)、《艾凡赫》(1819)等名著,不仅创建了一个新的小说部门,而且对英、法、德、意、俄、美等国的小说写作产生了影响。同样有影响的,特别在英语国家的读者当中,是女作家奥斯丁。她一共写了6部小说,都以乡下绅士家女儿的婚姻为主题,用笔细腻而略带嘲讽,写出了真爱情的可贵,伪善的可笑,创造了一类有见地、有个性的新的青年妇女典型,而小说结构匀称,组织紧密,《傲慢与偏见》(1813)与《爱玛》(1815)尤为精心之作。  

  小说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也是英国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列宁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宪章运动”带来了宪章派文学。同时科学技术在加快发展,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进化论给了传统信仰以猛烈冲击。在宗教界内部,出现了围绕“牛津运动”的论争。在政界和舆论界,围绕谷物法和“英国现状”问题展开了时间更长的论争。论争锻炼了散文。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散文文学成果累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1837)和《过去和现在》(1843)、麦考莱的《英国史》(1849~1861) 、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1851~1853)、穆勒的《论自由》(1859)等便是明证。读者层也在急剧扩大;不少新刊物问世,开始了逐期连载长篇作品的作法。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使小说作者更加关心社会上的重大问题。狄更斯最初用幽默风趣的笔触写了《匹克威克外传》(1837),使人们感染到他的乐观主义;而不过两年,他就在《奥列佛·特维斯特》(1838)里写孤儿的苦难和伦敦贼窟的黑暗;进入40年代,他又写了一系列小说揭发崇拜金钱的罪恶后果,其中《董贝父子》(1848)尤为深刻;《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一部充满人世沧桑之感的成熟作品;接着而来的《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与《小杜丽》(1857)则更见阴郁;《双城记》(1859)强烈地谴责了法国贵族的残酷,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民采取暴烈行动的戒惧;60年代的《远大前程》(1861)写的是前程渺茫,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则用巨大的垃圾堆来作英国社会的象征。象征手法的更多使用和对于小说结构的注意是他后期小说的特点,表示了他在小说艺术上的发展;然而他最吸引读者的依然是他一贯保持的优点,即真实的细节与诗意的气氛的结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结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结合。这些结合,加上他对于语言的莎士比亚式的运用,使狄更斯的小说不仅内容丰富、深刻,而且以其艺术上的创新对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同样关心社会问题但在范围与写法上不同于狄更斯的还有一大批别的作家。 萨克雷的《名利场》(1847~1848)是另一部有长远吸引力的巨著,用文雅的笔法讽刺了上层社会的贪婪和欺诈,而他的《亨利·埃斯蒙德》(1852)则发扬了英国历史小说的优良传统。1847至1848年间是英国小说的“奇迹年”:除了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和萨克雷的《名利场》外,还出版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更多女作家的出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而她们各有特长:盖斯凯尔夫人用同情的笔调写工人斗争;勃朗特姊妹一个把倔强、有个性的家庭女教师放在小说的中心,让她对有钱的小姐们发出抗议的声音;另一个则用炽热的情感写爱与恨的故事,以荒凉的约克郡的野地为背景,情节中充满40年代特有的严厉性。稍后,另一个女作家乔治·艾略特写了一系列剖析伦理问题的小说,其中充满田野景色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是一动人的悲剧,而她的晚年作品《米德尔马奇》(1871~1872)则又以缺乏爱情的痛苦的婚姻生活为中心,细致、深入地描写了一整个小市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此外,这一时期里还有迪斯雷利写贫富对立的两个英国的社会小说,里德和金斯利写为社会改革服务的揭露小说,特罗洛普写小镇故事和以内阁和议会为中心的政治小说,科林斯写对狄更斯也产生了影响的侦探小说,都留下了出色作品。  进入19世纪的后30年,英国小说依然活力不衰,题材范围继续扩大。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1879)细致地分析了英国绅士在婚姻问题上的虚妄的自信,而他的《维托利亚》(1867)和《克劳斯威的黛安娜》(1885)又描绘了一类参与政治斗争的新女性;劳瑟福德在《皮市巷的革命》(1887)里写相信“异议派”教义的手工业者,勃特勒在《众生之路》(1903)里写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冰冷无爱的家庭生活,威廉·莫里斯在《梦见约翰·保尔》(1888)里怀念举行1381年起义的壮士,又在《乌有乡消息》(1891)里描绘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吉卜林写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活动的小说和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也是19世纪末年的产物。小说的艺术性也有新发展:梅瑞狄斯的文采,勃特勒的犀利,莫里斯的用古朴以求新鲜,吉卜林的活泼和嘲讽,都使英国小说更加丰富多采。更向前看则十分讲究小说艺术的美国人亨利·詹姆斯和波兰人康拉德已在向英国文坛叩门。然而这一时期的大小说家则是诗人哈代。他集中写多塞特郡的农村人物,他们生活简朴而感情强烈,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受命运的捉弄,他们灵魂的善良、纯洁更加反衬出“不朽者之主管”的冷漠和残酷。哈代的一系列使人喜爱又深思的小说,如《远离尘嚣》(1874)、《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6),是19世纪英国小说的最后的一批优秀成果,它们成功地使农村的土壤气息、诗样的温情和严峻的宇宙观相结合。

  总起来说,19世纪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使英国小说登上了新的峰巅。它的现实主义深化了,它的艺术更加精粹;它是典型英国的,而又对世界文学投下了它的深远的影响。 
 
  诗歌也在继续发展。浪漫主义余波不息,济慈与雪莱的影响尤著。19世纪中叶的英国诗坛,出现了丁尼生与布朗宁双峰并峙的局面。丁尼生一生致力于提高诗的艺术,技巧圆熟,抒情、叙事皆精,长诗《悼念》(1850)深刻地写出了诗人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时所感到的信仰危机,虽然最后重申了上帝之道,其动人处则在表达怀疑与不安的段落。布朗宁在题材和技巧上进行了多种试验,短诗、长篇都有优秀作品;他特别长于用口语化的词句描绘人物的内心,写了一系列“戏剧性独白”,跌宕生动,为其最成功的创作。此外阿诺德力图以古典主义的含蓄纠正浪漫派的恣肆,他青年时写了一些好诗,但后来转向文艺和思想评论,另有重大建树。这时也出现了一个“先拉斐尔兄弟会”的流派,他们认为当时艺术萎靡板滞,应该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的素朴真纯,在诗歌方面以罗塞蒂的《神女》(1850)为代表作;其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也写了清新、哀惋的抒情诗,其特点是富于宗教感。另一个重要诗人斯温伯恩则歌颂民主主义和男女间的性爱,所作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特别是波德莱尔的影响,声韵与形象富于暗示,颇有迷人的力量,主要诗集《诗与谣》(1866,1878,1889)在青年中流行一时。“先拉斐尔派”中最有成就的诗人则是前述幻想小说《乌有乡消息》的作者莫里斯,其巨制《地上乐园》(1868~1870)是乔叟式的故事合集,然而更富浪漫色彩;后来他写中世纪北欧英雄《沃尔松族的西古尔德》(1876),诗风变得古朴雄迈;80年代他参加了工人运动,用诗来激励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写巴黎公社战斗的长诗《美好未来的追求者》(1885~1886)是新型的力作。 
 
  “先拉斐尔派”的唯美倾向在90年代演变为后起作家的唯美主义。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1873)为它提供了美学理论,实践这个理论的主要是王尔德和几个结成“吟诗者俱乐部”的青年诗人。然而后者只有零星佳作,王尔德的真正成就也不在他的炫耀唯美主义的作品,而在他的讽刺性的社会喜剧,如《认真的重要》(1895)。戏剧的复兴是这个发展迅速、杰作不断涌现的世纪的最后一件文学大事,正是戏剧革新家萧站在两个世纪的交点,给英国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气。  
  六、20世纪文学  

  20世纪文学的第一个成就是戏剧创作上的突破。首先是爱尔兰人萧来到伦敦,用泼辣的剧评为易卜生所代表的欧洲现实主义新戏剧打开局面,接着又在自己的创作里巧妙地把它同阿里斯托芬以来的欧洲古典喜剧传统结合起来,写出了51个剧本,其中有《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人与超人》(1903)、《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拉少校》(1905)、《皮格马利翁》(1913)、《圣女贞德》(1923)、《苹果车》(1929)等名作,它们或是辩论社会问题,或是发表新颖思想,但都给观众以高尚的艺术享受。萧的出现使过去一百年英国戏剧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观。  

  新戏剧的另外一支强大力量也来自爱尔兰。随着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出现了一个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都柏林的阿贝戏院,在格雷戈里夫人和诗人叶芝的主持之下,演出了他们自己的和新起的爱尔兰作者包括辛格和奥凯西的剧本。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和奥凯西的《朱诺和孔雀》(1924)都是杰作,他们不但成功地写了爱尔兰题材,而且在戏剧语言上有重大的创新。叶芝写了《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一剧,鼓舞了观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来他又在戏剧艺术方面多所试验,但在诗歌方面他的成就更为突出,早期诗作以优美著称,后来则写得精粹深刻,吸收而又超越现代主义,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诗人之一。  

  在英格兰本土,两次世界大战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14至1918年的战争,英国虽胜而遭受重大损失,一整代有才华的青年死于战壕。战争文学几乎全是创伤文学。炮火初停,仍然疮痍满目,在精神的废墟上出现了现代派文艺,其诗歌上的代表作是艾略特的《荒原》(1922),它用新奇的形象、多变的韵律和通过大量引文对比古今各国文化的手法来写西方文明的危机感,造成了一时影响。现代派还发表文学理论,为他们作品的晦涩与险僻辩护,又对过去的作家重作评价,如艾略特就抑革命诗人弥尔顿与雪莱,而扬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在小说方面,战前已有詹姆斯、康拉德等人将小说艺术推向对心理与动机的细致分析,战后又有属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维·吴尔夫,既撰文抨击威尔斯、高尔斯华绥、本涅特等人的旧现实主义小说为不真实,又创作《到灯塔去》(1927)等小说来展示“意识流”的新技巧。运用“意识流”技巧而成就更大的是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他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细致、深入地写现代都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猥琐,在结构和语言上都作了大胆创新,成为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另一个重要的现代小说作家劳伦斯揭露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畸形生活,并用火样的热情和明亮的语言表达了对于一种身心和谐、情感与智慧融合的圆满生活的追求。《虹》(1915)和《恋爱中的女人》(1921)是他的名作。  

  在这些创新活动的同时,传统的文学形式与写法仍然有众多的实践者。就诗而论,哈代在20世纪初放弃小说创作而重新拾起诗笔,不但写出了真挚深刻的抒情诗,而且完成了一部规模巨大的史诗剧《列王》(1903,1906,1908) 。他不追随任何流派而自成一家,但由于他深深植根于英国农村人民的纯朴生活,对历史和人生也长久思索过其意义,又有相应的貌似古拙实则敏感而又强烈的语言,因此诗作质朴而深沉,秀美而有力,近年来其诗名几乎超过他在小说方面的声誉。  
  在小说方面,继续现实主义传统的更大有人在。老一辈作家中,威尔斯不止善写科学幻想小说,而且长于描绘伦敦小市民的职业生涯,高尔斯华绥用上层人士的语言写资产者福赛特的家史,本涅特和毛姆用法国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人们的情感生活,都拥有广大的读者。对知识分子更有吸引力的是着重写人与人之间的交情的福斯特,他的名作《印度之行》(1924)表达了东西文化在精神上的隔膜。赫胥黎则利用他对于科学和文艺的广博知识,写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里的困惑。20年代之末出现了普里斯特利的《好伙伴》(1929),写一个民间剧团在各处演出时的遭遇,发扬了狄更斯的喜剧式的现实主义传统。  

  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30年代的民主力量与法西斯势力之间的紧张搏斗,使得全英国的作家比平常更加关心政治。奥登、斯彭德、刘易斯、麦克尼斯等青年诗人在技巧上受现代主义影响,在内容上却反对资本主义。小说家衣修午德也在这个时期初露头角,他的《再见吧,柏林》(1939)等反法西斯小说表现了他的才华,而后来的作品则有负读者的期望。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方面也出现了考德威尔的优秀著作,如《幻觉与现实:诗的源泉研究》(1937)。英格兰以外的地区,进步文学也在活跃。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尔米德在掀起“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后,又写了歌颂大罢工的《受难的玫瑰之歌》(1926)和献给列宁的颂歌;他的战友格拉西克·吉本则用诗一样的散文写了充满愤怒和希望的三部曲《苏格兰人之书》 (1932~1934) 。威尔士地区有矿工作家刘易斯·琼斯写自己和伙伴们的战斗经历,甚至后来被目为颓废诗人的迪兰·托马斯在其初期的作品里也颇有反资本主义的激情。爱尔兰这时已经独立,但是移居英格兰的奥凯西并未停止战斗,他写出了《星儿变红了》(1940)和《给我红玫瑰》(1943)等直接表现工人反对法西斯的武装斗争的卓越剧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和以后,英国文坛仍然名作不断。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1944)写下了一个诗人在战时最黑暗的年代里对于生、死、历史的沉思,这里已无多少现代派的手法,诗句变得素净而深挚。也曾以新颖手法惊世的女诗人伊迪丝·西特韦尔在后期作品里表达了她对于人类面临原子弹威胁的深重不安。天主教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描写人的罪恶的存在,继深刻的《问题的核心》(1948)等书之后,又写了一系列他自己称为“消遣品”的惊险小说。另一个天主教小说家伊夫林·沃原来长于讽刺,在大战后期则写了怀念风流往日的长篇小说《旧地重游》(1945)。乔治·奥威尔用寓言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的戒惧。安格斯·威尔逊用狄更斯的笔法写伦敦知识分子的生活。威廉·戈尔丁在《蝇王》(1955)一书里写下了暴露人性丑恶的新寓言。两个小说家开始了卷帙浩繁的连组小说的写作,即安东尼·坡威尔和查·珀·斯诺;前者借用乐曲的结构写一个资产阶级家族,充满了对美好往日的怀念;后者则用科学家的客观眼光,解剖了现代英国上层人士之间的权力争夺。  

  战后一代的青年作家则另有一番心情。他们大多是在工党当政后的福利国家里成长起来的,靠公家津贴才上了大学,然而在阶级依然分明的英国,他们又感到处处碰壁,因而出现“愤怒的青年”的文学。韦恩的《每况愈下》(1954)、艾米斯的《幸运儿吉姆》(1954)和布莱恩的《向上爬》(1957)等小说开其端,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1956)扩大其影响,拉金、休斯等人的诗又加深人们对于战后时期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平凡、粗糙感。等到西利托写《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1958),他笔下的伯明翰自行车厂青年工人的情绪就不止是愤怒或力图向上爬,而具有一种无所顾忌的爆炸性;他的中篇小说《长跑运动员的孤独》(1959)通过一个体育比赛的场面,巧妙地写出了穷苦人家出身的青少年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还有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带发条的桔子》(1962),用掺有俄文字的怪诞英文,写一群青年流氓的□淫破坏以及官方的对策,手法离奇;伯吉斯的其他作品则是用传统的技巧写成,其特点在善于讽刺,文笔洒脱。  

  这一时期,继续出现有才华的女作家。多丽斯·莱辛创作了一系列以南非白人妇女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继之以表达当代知识妇女的幻灭心情的《金色笔记》(1962),都写得新鲜而有力。艾丽斯·默多克以存在主义者的眼光看人生,才思敏捷,继初期成功作品如《在网下》(1954)、《逃避巫士》(1956)、《一个砍掉的头》(1961)等之后,陆续有新的小说发表。比她年轻的玛格丽特·德赖布尔在《金色的耶路撒冷》(1967)等小说里专写受大学教育或在大学教书的青年妇女所面临的恋爱、婚姻、职业等问题,用细腻的文笔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妇女的神态风貌。  

  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也标志着本世纪英国戏剧的第二次高潮的开始。在此之前已有多人进行戏剧创新的试验,如艾略特、弗雷之于诗剧,麦克尼斯、迪兰·托马斯之于广播剧。从50年代后期起,更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涌现,除奥斯本外,还有威斯克、惠廷、邦德、斯托珀特,爱尔兰人比汉,青年女剧作家雪拉·德莱尼,都以他们或新鲜或有力的剧本在舞台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爱尔兰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英文版,1954)也在伦敦上演成功。此后,英国也出现了自己的“荒诞派戏剧”,其代表作家是品特。他在《生日晚会》(1958)、《归家》(1965)等剧内用最少的对话、光秃秃的场景写畸零人在现代社会里的凄凉生活。同时,英国的演员继续以其精湛的演技闻名世界,还出现了富于创造性的导演如比特·布鲁克。他们上演新剧,但也不时重演从16世纪以来的优秀老剧。从莎士比亚到萧,在英国戏剧和整个英国文学里都有一个连续的传统,而其特色则是各个时期都有优秀作家在努力创新;正是创新丰富又推进了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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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英语文学
  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征服印度后,英语逐渐成为印度上层的通用语言,由此产生了印度英语文学,即印度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它的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它的第一个散文作家拉姆·莫汉·拉伊(1774~1833),以一种明快流畅的英语宣传社会改革。它的第一个诗人是亨利·代罗兹奥(1807~1831),其代表作是叙事诗《琼基拉的托钵僧》,写一个婆罗门寡妇的不幸遭遇。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1824~1873)的代表作是叙事诗《被俘的女人》(1849),表现拉杰布德人的勇武精神。19世纪下半叶,阿露·德特(1854~1874)和朵露·德特(1856~1877)两姐妹用英语翻译的法国浪漫主义抒情诗集《采自法国田野的一束》(1876)获得众口交誉。拉姆希·金德尔·德特(1848~1909)改写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被认为是这两部史诗的最好的英语缩写本。这时期著名诗人还有曼莫汉·高斯(1867~1924),代表作是《情歌和挽歌》(1898)和《爱情和死亡之歌》(1926)。20世纪初期是印度民族运动高涨时期,印英文学也反映了这一时代潮流。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主要属于孟加拉文学,但他也用英语写作散文和论文,并将自己的诗歌、戏剧作品译成英语。1913年他的诗集《吉檀迦利》自译成英语出版,获得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这时期重要的作家还有奥罗宾多·高斯(1872~1950),主要作品有叙事诗《优哩婆湿》、《爱情与死亡》、《赌主》,诗剧《救星佩尔修斯》等;倾其毕生心力写成的《莎维德丽》是一部长达二万四千行的长篇叙事诗。萨罗季妮·奈都(1879~1949)是一位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女诗人,她的诗集有《金色的门槛》(1905)、《时间之鸟》(1912)和《折断了的翅膀》(1917)。她的弟弟赫林德拉纳特·恰托巴底亚耶(1898~ )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代表作有《青春宴会》(1918)、《大地的芳香》(1922)、《灰云和白雨》(1924)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印英文学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崛起的一位作家是穆尔克·拉吉·安纳德(1905~ ),他与乌尔都语作家萨加德·查希尔、印地语作家普列姆昌德等共同发起组织“印度进步作家协会”。他的长篇小说着力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罪恶,如《苦力》(1933)、《不可接触的贱民》(1935)和《两叶一芽》(1937)。拉·克·纳拉扬(1906~ )的长篇小说大多以南印度一个虚构的摩尔古迪镇为背景,揭示生活中的荒谬现象,笔调幽默诙谐,如《斯瓦米和朋友们》(1935)、《文学士》(1937)、《暗室》(1938)、《英语教师》(1945)等。拉贾·拉沃(1909~ )的长篇小说《根特浦尔》(1938)叙述了30年代甘地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南印度农村产生的深刻影响。加·西·温格特拉默尼的《农民穆鲁甘》(1927)、《爱国者甘丹》(1932)和巽格尔·拉姆的《尘土之爱》(1938)也是这时期的重要长篇小说。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英文学仍然与印度其他语言的文学并存和发展。在小说领域,老作家的新作不断问世,如安纳德的长篇小说《七个夏天》(1951)、《一个印度王子的私生活》(1953)、《道路》(1960),拉·克·纳拉扬的长篇小说《等候圣雄》(1955)、《向导》(1958)、《摩尔古迪的食人者》(1961),拉贾·拉沃的长篇小说《蛇和绳》(1960)和《猫和莎士比亚》(1965)等。巴巴尼·巴达查里雅(1906~ )是独立后涌现的一位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反映印度社会现实问题,具有揭露和批判的特点,主要长篇小说有《饥饿》(1947)、《骑虎的人》(1954)、《黄金女神》(1960)等。在诗歌领域,印度传统的宗教诗歌继续在发生影响,另一方面也日益受到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熏染。前者的代表诗人和作品有:塞特纳的《启示录历险记》(1949),迪利普·古马尔·拉耶的《光之眼》(1948)、《薄伽梵往世书的诸神》(1957)等;后者的代表诗人和作品有:拉尔的《鹦鹉之死及其他》(1960),道姆·莫雷斯的《开端》(1957)、《诗集》(1960),尼辛·伊齐基尔的《转变的时刻》(1951)、《第三》(1959)、《未完成的人》(1960)等。  参考书目 印度文学院:《印度现代文学》,新德里,1956。 希里尼瓦萨·艾衍格尔:《印度英语文学》,伦敦,1962。(黄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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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俗语文学
  俗语,梵文是Pr□kJ□ta,是对梵语雅语而言。雅语是一种单一的语言,而俗语则随时代和地域而异,是一组五花八门的语言或方言。文学上的俗语可以分为两种:一、在梵语作品主要是戏剧作品中的俗语成分;二、完全用俗语写成的文学作品。

  在古代印度戏剧中,高级种姓、男主人公、国王、婆罗门、贵族等说梵语;而根据文艺理论著作的规定,尼姑、王后、大臣之女、妓女也可以说梵语。但在流传下来的剧本中,女子只说俗语。丑角虽然是男人,而且是婆罗门,但也只准说俗语。

  用俗话写作文学作品,历史悠久。这些作品大体上有四类:抒情诗,戏剧,史诗和用诗或散文叙述的故事。 

  在印度文学史上,用俗语写抒情诗比用梵语写的为早。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还没有用梵语写的宫廷诗,用俗语写抒情诗反而受到大力鼓励。最早的一部俗语抒情诗是哈拉的《七百咏》,是使用被称为最优秀的俗语摩诃罗湿特里写成。其中最古老的诗篇可能产生于公元 2世纪。耆那教僧侣金月(1088~1172)的《语法》中还保留了一些俗语的诗歌。  

  古代印度有少数剧本完全用俗语写成。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个剧本,即王顶的《樟脑球》,写成于9至10世纪。  

  俗语史诗中最为著名的是《罗波那伏诛记》或《架桥记》,传说出于迦梨陀娑之手,但不可靠。 
 
  《伟大的故事》,作者德富原用俗语写成,11世纪后失传,现存三个梵文改写本1)月天的《故事海》;(2)安主的《大故事花簇》;(3)觉主的《大故事诗摄》。  

  广义的俗语还应该包括阿婆布朗舍在内。从印度语言发展史来看,阿婆布朗舍是从古代俗语向近代印度语过渡的语言。耆那教徒特别喜欢用阿婆布朗舍写作宣扬耆那教的诗歌。金月在他的著名《语法》一书中保留了一些阿婆布朗舍的诗歌。(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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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文学
  古代民间口头文学 印度尼西亚古代有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和咒辞歌谣,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特征。在诗歌方面有咒辞、谚语、谜语、民歌民谣等;在散文方面有神话传说、动物故事、谐谑故事等。咒辞是一种原始的诗歌形式,是古代人希图借助有节奏的语言的力量来影响“超自然力”,以达到趋吉避凶或禳灾祛病的目的。谚语和谜语格式齐整,语言精练。然而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诗歌传统格律的则是四行诗体的板顿。神话传说的内容大多与各地古代人的原始信仰万──物有灵论和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如解释人类的起源、山川的由来、万物的变化等,反映古代人企图借助想象来解释和征服自然力的愿望。动物故事是把丛林各种动物加以拟人化,反映古代劳动人民对社会强暴的鄙视和憎恶以及对被压迫者的赞颂和同情,其中以表现抑强扶弱思想的《小鼷鹿的故事》流传最广。动物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似已受印度文学的影响。

  古典文学 印度尼西亚的古典文学以爪哇古典文学和马来古典文学为主,其次是巽他古典文学和巴厘古典文学。古典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

  1.古印度文化影响时期 一般认为,公元前后印度宗教及其文化已开始传入印度尼西亚。中国高僧法显于公元414年到达爪哇,提到“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7世纪末,中国义净和尚南下室利佛逝(一译三佛齐,今苏门答腊一带),描述当地有“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可见印度教和佛教早已盛行。但在文学上,影响最大的是印度教及其以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为代表的梵文文学。从公元纪元初直至14、15世纪,印度尼西亚的各族文学,尤其是爪哇文学,就是在上述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据一些学者推测,8、9世纪时可能已有《罗摩衍那》的改写本。但现已发现最早的写本是10世纪末11世纪初东爪哇达尔玛旺夏王授命宫廷作家用古爪哇文翻译改写的《摩诃婆罗多》的 9个篇章。东爪哇王朝是中古时期的文化中心,宫廷文学十分发达。宫廷作家在翻译和改写的同时,也仿照梵文诗的格律用古爪哇文(也称卡威文)写诗,称为格卡温。它借用印度史诗的英雄人物和故事情节,以隐喻的手法和庄重的语言,来为本国的君王歌功颂德。其中最著名的有爱尔朗卡王执政时期宫廷作家甘瓦写的《阿周那的姻缘》、塞达与巴努卢合写的《婆罗多大战记》(1157)等。自11至13世纪,即谏义里王朝和新诃沙里王朝时期,格卡温诗大为盛行。至14世纪麻喏巴歇王朝时期,印度梵文文学的影响开始衰退,文学中爪哇的民族特色则日见浓重,从体裁到题材无不如此。普拉班扎写的格卡温诗《纳卡拉克达卡玛》(1365)就直接描述麻喏巴歇王朝的繁荣昌盛和歌颂国王哈奄乌禄的文治武功。另一部名著《巴拉拉敦》也是直接以爪哇新诃沙里和麻喏巴歇王朝的历史为背景,颂扬庚·阿洛、拉登·威扎雅等国王。这两部著作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学作品即使讲印度教的神话故事,地点和人物也改为以爪哇为主。例如著名的散文《邦格拉兰》,把毗湿奴大神不但说成创造了爪哇的山川人物,而且还化身成了爪哇的第一个帝王。长期流行的格卡温诗这时也为更具有爪哇民歌色调的吉冬诗体所取代。吉冬诗叙述的大多是本民族的故事,其中著名的有《巽他衍那》、《达玛尔·乌兰》等。爪哇的民间传奇故事也成了爪哇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来源,著名的班基故事不仅在爪哇家喻户晓,而且后来还以《伊瑙》故事为名从马来亚流传到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国。 
 
  2.伊斯兰文化影响时期 13、14世纪,伊斯兰教通过波斯和印度开始传入印度尼西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也随之渗入。伊斯兰教的先知故事以及阿拉伯、波斯的神话故事、传奇小说等盛行一时。在它的影响下,马来古典文学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两种新的文学体裁:“沙依尔”叙事长诗和“希卡雅特”传奇小说,它们成了马来古典文学的基本形式。(参见马来古典文学)

  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入侵,战乱频仍,印度尼西亚逐渐沦为荷兰的殖民地,民族文化遭到摧残。18世纪,马达兰王朝迁至中爪哇,以苏腊卡尔塔(即梭罗)为中心的爪哇宫廷文学曾一度复兴。巴固·布沃塔三世命约索迪布洛父子用新爪哇语(接近现代爪哇语)新编和改写过去的爪哇古典名著,同时撰写不少有关历史、哲学、伊斯兰教等方面的著作,此后的爪哇古典文学史书称之为新爪哇语文学时期。这时期的作品已开始面对社会现实,如约索迪普洛第二写的《怒言》,对上层社会的虚伪腐败现象加以抨击。他的孙子朗哥瓦西多是著名的文学革新者,作品中批判的锋芒更加显露,悲愤抑郁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是爪哇新散文体的开创者,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虽与日俱增,但古印度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它通过与爪哇传统的“哇扬”戏相结合,仍根深蒂固。在西方殖民侵略者的摧残下,马来古典文学也每况愈下。19世纪上半叶积极创作的阿卜杜拉·宾·阿卜杜卡迪·门希是马来古典文学最后一位知名作家,在他之后马来文坛几乎有半个世纪处于沉寂状态。

  现代文学 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开展了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它的文学也从各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这场斗争。这时,马来语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印度尼西亚语,现代文学就是指用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写的统一的民族文学,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荷印殖民政府统治时期(1920~1942) 这个时期的文学又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20年代前后的民族觉醒至1926年第一次民族大起义的失败;第二阶段自30年代初《新作家》的问世至1942年日本入侵印度尼西亚为止。 
 
  第一阶段正处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时期,无产阶级已成为这个时期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和主力。因此,在20年代前后,出现了无产阶级反帝文学。这时资产阶级虽未直接参加第一次民族大起义,但他们的民族意识也日益高涨,因此也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学。无产阶级反帝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马斯·马尔戈,他在1914年就写了揭露封建主义的小说《宫廷秘史》和鞭挞殖民主义的小说《疯狂》。他的代表作《自由的激情》(1924),揭露了殖民地社会丑恶的现实,塑造了早期革命者的形象。司马温的小说《卡迪伦传》(1922?)也是当时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诗歌方面,鲁斯丹·埃芬迪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是印度尼西亚新诗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诗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善于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法,表达对民族苦难的忧虑和对自由解放的向往。他的诗剧《贝巴沙丽》(1924或1928)是当时表现反帝主题非常鲜明的一部作品。1926年民族大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无产阶级反帝文学创作消沉。20年代开始兴起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在反帝方面显然逊色。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最初带有地方民族主义色彩,至1928年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提出“一个祖国、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的口号之后,才形成全国统一的民族主义思想。20年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反映了这样一种发展过程,其代表人物有耶明、萨努西·巴奈、阿卜杜尔·穆伊斯等。耶明和萨努西是20年代的主要诗人,他们以歌颂祖国锦绣河山和缅怀民族光荣历史的方式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他们最先采用十四行诗体写诗,对现代诗歌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穆伊斯是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代表作《错误的教育》(1928)是当时唯一以民族矛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揭露了种族歧视和殖民奴化教育给印度尼西亚民族带来的恶果。但20年代的资产阶级文学,更多的还是表现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习俗对个人自由的束缚,特别是对婚姻自由的限制。第一部表现这种主题的小说是麦拉里·西雷格尔的《多灾多难》(1920),但起奠基作用的则是马拉·鲁斯里的《西蒂·努儿巴雅》(1922)。这类以反对强迫婚姻为主题的反封建小说受到图书编译局的提倡。图书编译局是荷印殖民政府推行“道义政策”的重要工具,它控制了全国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图书编译局雇用的一批米南加保人编辑人员,使作品也带有浓厚的米南加保色彩,对印度尼西亚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图书编译局的主要作家是努尔·苏丹·伊斯坎达,他的作品最多,并具有代表性。此外还有杜里斯·苏丹·萨迪、卡西姆、阿曼、苏曼等。  

  第二阶段是从民族解放运动转入低潮时期开始的。这时资产阶级的右翼鼓吹以单纯的文化运动来解决民族前途的问题。于是在30年代初,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民族新文化问题出现了“东方派”与“西方派”之争。1933年由苏丹·达梯尔·阿里夏巴纳、尔敏·巴奈和阿米尔·哈姆扎创办的《新作家》杂志也卷入了这场论战。以达梯尔为代表的“西方派”主张全盘欧化;以萨努西·巴奈等为代表的“东方派”则主张保持和发扬东方的固有文化,他们代表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新作家》并非文艺组织或文学流派,它的三位发起人各有各的文学主张和艺术风格。达梯尔主张文艺要有倾向性,即要反映“西方派”的观点和主张,他的代表作《扬帆》(1937)就是这种倾向性的一个标本。尔敏·巴奈则主张艺术是社会的镜子,他的蜚声文坛的长篇小说《枷锁》(1940)就是暴露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虚伪堕落的一面镜子,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阿米尔·哈姆扎是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富有文采,韵律讲究,但情调凄凉低沉,后期作品更是充满悲观厌世的情绪。同样被看作《新作家》派浪漫主义诗人的阿斯玛拉·哈迪,他的诗却充满着反帝的战斗激情,是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战歌。《新作家》的优点在于它能兼容并蓄,为不同观点和不同风格的作家提供园地,从而打破图书编译局以米南加保人为中心的狭小圈子。30年代,全国涌现不少作家,如巴厘的伊·古斯迪·约曼·班基·迪斯纳,苏拉威西的基督教诗人达登庚,苏门答腊的伊斯兰教作家哈姆卡和女作家斯拉希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2.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 日本占领者禁止使用荷兰语和传播西方文化,同时把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为它的“大东亚战争”效劳。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印度尼西亚语的普及,也给印度尼西亚作家以更多的创作机会,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短篇小说,尤其是戏剧,有较大的发展。在诗歌方面,凯里尔·安哇尔首先突破传统的形式,采用了表现主义的手法。他的诗由于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当时大部分未能发表。伊德鲁斯是短篇小说新风格的代表,他的描写印度尼西亚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苦难生活的《地下随笔》也是独立后才发表的。日本占领期间,发表的作品大多有这样一个特色,即一面为日本的战争宣传效劳,一面鼓吹民族主义思想。这在戏剧创作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主要的剧作家是尔敏·巴奈、乌斯马尔·伊斯马义、埃尔·哈金等人。此外,也有一些作家持消极抵制和批判的态度,如诗人阿斯哈尔、女作家玛丽亚·阿敏等,他们常用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表现对日本法西斯统治的不满。 
 
  3.独立以后的时期(1945~ ) 独立以后的文学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八月革命时期(1945~1949)和“移交主权”以后(1950~ )。  

  1945年八月革命初期,绝大多数作家以“共和国派”自居,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同仇敌忾,以八月革命为题材歌颂独立战士的诗歌和小说盛行一时。后来,革命形势日趋不利,荷兰殖民主义者也加紧文化渗透,鼓吹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描写革命战争的残酷性、暴露革命的阴暗面的作品开始充斥文坛,伊德鲁斯的小说《泗水》即为突出的一例。八月革命后期,文艺界弥漫着沮丧和失望的情绪,许多作家感到彷徨,这在乌杜伊·达唐·宋达尼的短篇小说和剧本里反映得比较充分。在八月革命期间,以凯里尔为首的一批青年诗人于1946年11月创立了“文坛社”,他们后来逐渐脱离现实斗争,走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凯里尔去世后,1949年有人将“文坛社派”改称“四五年派”,遭到进步作家的反对。八月革命时期是印度尼西亚文学的一个飞跃时期,作家辈出。代表作家首推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他的作品大多以八月革命为题材,也曾经受到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的立足点始终在民族革命的一边,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满怀同情。他的代表作是《游击队之家》(1950)。其他较重要的作家有乌杜伊、阿赫迪亚特、阿斯鲁尔·萨尼、利法伊·阿宾、莫赫塔尔·卢比斯、鲁吉娅等。  

  1949年底“移交主权”后,八月革命宣告失败。50年代初,人民的革命力量又重新聚集起来,反帝斗争逐渐走向高潮。1950年8月17日,人民文化协会成立,提出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不久,人民文协成员同耶辛等人就“四五年派”和“普遍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论战。这场论战实质上是两种对立的文艺思想和文艺道路之间的斗争。1963年人民文协和“文化宣言派”之间的尖锐冲突,是这一场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1965年“九·三○事件”之后。人民文协第一次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正确的文艺方向,八月革命时期一些著名的作家如普拉姆迪亚、乌杜伊、利法伊、鲁吉娅等都先后加入这个组织。此外,诗人班达哈罗·哈拉哈普、阿南达·古纳、 阿卡姆·韦斯比等,短篇小说家卓别尔、 苏吉娅蒂、梭勃伦·艾地等,剧作家巴赫迪尔·赛坎等,都是人民文协的知名人物。在这一时期,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作家也纷纷成立文艺组织,以西托尔·西杜莫朗为首的民族文化协会代表了民族主义者,以阿斯鲁尔为首的穆斯林艺术文化协会代表了伊斯兰教的一些作家。50年代中期还出现以阿伊普·罗西迪、伦特拉等为代表的所谓“最新一代”的青年作家和诗人,他们在当代文学中颇有影响。
  
  1965年“九·三○事件”后,印度尼西亚政局动荡。1966年出现以含有“社会抗议”和“政治抗议”为特点的所谓“示威诗”。耶辛据此首先提出所谓“六六年派”的新概念,并编了一部《六六年派散文诗歌集》(1968),但遭到了阿伊普·罗西迪等人的反对和批驳。过去文艺战线各派对抗的局面这时已不复存在,原有的全国性文艺组织均已停止活动。至70年代,各种试验性作品大批涌现。在诗歌方面,苏塔季返回到咒辞体的梦呓式的诗歌为人们所注目。在散文方面,伊万·西马杜邦 (1928~1970) 、女作家蒂妮(1936~ )等受到广泛重视,西马杜邦的长篇小说《祭》(1969)曾获东盟文学奖。在戏剧方面,西方“荒诞派”的影响颇大,剧作家有伦特拉、布杜·威查亚(1944~ )等。
一定要把红旗插上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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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8 16:49 |只看该作者
吗呀,我都消化不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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