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散仙儿

看看吧，在心静的时候，在接近不惑的年龄，在自己以为已经不惑的时候。。。。。。

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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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看的节选，挺害怕的

【前言】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杨绛新书《走到人生边上》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选书中前言供读者先读为快。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虽说：“老即是病”，老人免不了还要生另外的病。能无疾而终，就是天大的幸运；或者病得干脆利索，一病就死，也都称好福气。活着的人尽管舍不得病人死，但病人死了总说“解脱了”。解脱的是谁呢?总不能说是病人的遗体吧?这个遗体也决不会走，得别人来抬，别人来埋。活着的人都祝愿死者“走好”。人都死了，谁还走呢?遗体以外还有谁呢?换句话说，我死了是我摆脱了遗体?还能走?怎么走好?走哪里去?

我想不明白。我对想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搁下不想了。可是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上，自己想不明白，就想问问人，而我可以问的人都已经走了。这类问题，只在内心深处自己问自己，一般是不公开讨论的。我有意无意，探问了近旁几位七十上下的朋友。朋友有亲有疏，疏的只略一探问。

没想到他们的回答很一致，很肯定，都说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虽然各人说法不同，口气不同，他们对自己的见解都同样坚信不疑。他们都头脑清楚，都是先进知识分子。我提的问题，他们看来压根儿不成问题。他们的见解，我简约地总结如下：

“老皇历了!以前还要做水陆道场超度亡灵呢!子子孙孙还要祭祀‘作飨’呢!现在谁还迷信这一套吗?上帝已经死了。这种神神鬼鬼的话没人相信了。人死留名，雁死留声，人世间至多也只是留下些声名罢了。”

“人死了，剩下一个臭皮囊，或埋或烧，反正只配肥田了。形体已经没有了，生命还能存在吗?常言道：‘人死烛灭’，蜡烛点完了，火也灭了，还剩什么呢?”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草黄了，枯了，死了。不过草有根，明年又长出来。人也一样，下一代接替上一代，代代相传吧。一个人能活几辈子吗?”

“上帝下岗了，现在是财神爷坐庄了。谁叫上帝和财神爷势不两立呢!上帝能和财神爷较量吗?人活一辈子，没钱行吗?挣钱得有权有位。争权夺位得靠钱。称王称霸只为钱。你是经济大国，国际间才站得住。没有钱，只有死路一条。咱们现在居然‘穷则变，变则通了’，知道最要紧的是理财。人生一世，无非挣钱、花钱、享受，死了能带走吗?”

“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不死的灵魂吗?我压根儿没有灵魂，我生出来就是活的，就得活到死，尽管活着没意思，也无可奈何。反正好人总吃亏，坏人总占便宜。这个世界是没有公道的，不讲理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什么都不由自主呀。我生来是好人，没本领做恶人，吃亏就吃亏吧。尽管做些能做的事，就算没有白活了。”

“我们这一辈人，受尽委屈、吃尽苦楚了。从古以来，多少人‘搔首问青天’，可是‘青天’，它理你吗?圣人以神道设教，‘愚民’又‘驭民’，我们不愿再受骗了。迷信是很方便的，也顶称心。可是‘人民的鸦片’毕竟是麻醉剂呀，谁愿意做‘瘾君子’呢？说什么‘上帝慈悲’，慈悲的上帝在干什么?他是不管事还是没本领呀?这种昏聩无能的上帝，还不给看破了? 上帝!哪有上帝?”

“我学的是科学。我只知道我学的这门学科。人死了到哪里去是形而上学，是哲学问题，和我无关。我只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说话的口气，比我的撮述较为委婉，却也够叫我惭愧的。老人糊涂了!但是我仔细想想，什么都不信，就保证不迷吗?他们自信不迷，可是他们的见解，究竟迷不迷呢?

第一，比喻只是比喻。比喻只有助于表达一个意思，并不能判定事物的是非虚实。“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只借以说明人生短暂。我们也向人祝愿“如松之寿”、“寿比南山”等等，都只是比喻罢了。

“人死烛灭”或“油干灯烬”，都是用火比喻生命，油或脂等燃料比喻躯体。但另一个常用的比喻“薪尽火传”也是把火比喻生命，把木柴比喻躯体。脂、油、木柴同是燃料，同样比作躯体。但“薪尽火传”却是说明躯体消灭后，生命会附着另一个躯体继续燃烧，恰恰表达灵魂可以不死。这就明确证实比喻不能用来判断事物的真伪虚实。比喻不是论断。

第二，名与实必须界说分明。老子所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名与实的界说不明确，思想就混乱了。例如“我没有灵魂”云云，是站不住的。人死了，灵魂是否存在是一个问题。活人有没有灵魂，不是问题，只不过“灵魂”这个名称没有定规，可有不同的名称。活着的人总有生命——不是虫蚁的生命，不是禽兽的生命，而是人的生命，我们也称“一条人命”。自称没有灵魂的人，决不肯说自己只有一条狗命。常言道：“人命大似天”或“人命关天”。人命至关重要，杀人一命，只能用自己的生命来抵偿。“一条人命”和“一个灵魂”实质上有什么区别呢?英美人称soul，古英文称ghost，法国人称覾\me，西班牙人称alma，辞典上都译作灵魂。灵魂不就是人的生命吗? 谁能没有生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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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


又例如“上帝”有众多名称。“上帝死了”，死的是哪一门子的上帝呢?各民族、各派别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上帝，都把自己信奉的上帝称真主，称唯一的上帝，把异教的上帝称邪神。有许多上帝有偶像，并且状貌不同。也有没有偶像的上帝。这许多既是真主，又是邪神，有偶像和无偶像的上帝，全都死了吗?

人在急难中，痛苦中，烦恼中，都会唤天、求天、问天，中外一例。上帝应该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吗?如果不应不答，就证明没有上帝吗?

耶稣受难前夕，在葡萄园里祷告了一整夜，求上帝免了他这番苦难，上帝答理了吗?但耶稣失去他的信仰了吗?

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居住农村的农民。他们的识见和城市里的先进知识分子距离很大。我曾下过乡，也曾下过干校，和他们交过朋友，能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也能认识他们的人品性格。他们中间，当然也有高明和愚昧的区别。一般说来，他们的确思想很落后。但他们都是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他们的经历，先进的知识分子无缘经历，不能一概断为迷信。以下记录的，都是笃实诚朴的农民所讲述的亲身经历。

“我有夜眼，不爱使电棒，从年轻到现在六七十岁，惯走黑路。我个子小，力气可大，啥也不怕。有一次，我碰上‘鬼打墙’了。忽然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旁边许多小道。你要走进这些小道，会走到河里去。这个我知道。我就发话了：‘不让走了吗?好，我就坐下。’我摸着一块石头就坐下了。我掏出烟袋，想抽两口烟。可是火柴划不亮，划了十好几根都不亮。碰上‘鬼打墙’，电棒也不亮的。我说：‘好，不让走就不走，咱俩谁也不犯谁。’我就坐在那里。约莫坐了半个多时辰，那道黑墙忽然没有了。前面的路，看得清清楚楚。我就回家了。碰到‘鬼打墙’就是不要乱跑。他看见你不理，没办法，只好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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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走到人生边上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09-11　　发表评论>>

我认识一个二十多岁农村出生的女孩子。她曾读过我记的《遇仙记》(参看《杨绛文集》第二卷228—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问我那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但都是实事。全宿舍的同学、老师都知道。我活到如今，从没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样。”她说：“真的，有些事，说来很奇怪，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我决不相信。我见过鬼附在人身上。这鬼死了两三年了，死的时候四十岁。他的女儿和我同岁，也是同学。那年，挨着我家院墙北面住的女人刚做完绝育手术，身子很弱。这个男鬼就附在这女人身上，自己说：‘我是谁谁谁，我要见见我的家人，和他们说说话。’有人就去传话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赶来了。这鬼流着眼泪和家里人说话，声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壮。我妈是村上的卫生员，当时还要为这女人打消炎针。我妈过来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叫什么‘人中’吧？可是没用。我妈硬着胆子给她打了消炎针。这鬼说：‘我没让你掐着，我溜了。嫂子，我今儿晚上要来吓唬你!”我家晚上就听得哗啦啦的响，像大把沙子撒在墙上的响。响了两次。我爹就骂了：‘深更半夜，闹得人不得安宁，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闹了。我那时十几岁，记得那鬼闹了好几天，不时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约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给赶走。”

在“饿死人的年代”，北京居民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十年以后，我们下放干校，才知道不是天灾。村民还不大敢说。多年后才听到村里人说：“那时候饿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阳气压不住阴气，快要饿死的人往往夜里附上了鬼，又哭又说。其实他们只剩一口气了，没力气说话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说，都是新饿死的人，哭着诉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鬼附人身的传说，我听得多了，总不大相信。但仔细想想，我们常说：“又做师娘(巫婆)又做鬼”，如果从来没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会有冒充驱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亚的话：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着呢。

《左传》也记载过闹鬼的事。春秋战国时，郑国二贵胄争权。一家姓良，一家姓驷。良家的伯有骄奢无道，驷家的子皙一样骄奢，而且比伯有更强横。子皙是老二，还有个弟弟名公孙段附和二哥。子皙和伯有各不相下。子皙就叫他手下的将官驷带把伯有杀了。当时郑国贤相子产安葬了伯有。子皙擅杀伯有是犯了死罪，但郑国的国君懦弱无能，子产没能够立即执行国法。子皙随后两年里又犯了两桩死罪。子产本要按国法把他处死，但开恩让他自杀了。

伯有死后化为厉鬼，六七年间经常出现。据《左传》，“郑人相惊伯有”，只要听说“伯有至矣”，郑国人就吓得乱逃，又没处可逃。伯有死了六年后的二月间，有人梦见伯有身披盔甲，扬言：“三月三日，我要杀驷带。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我要杀公孙段。”那两人如期而死。郑国的人越加害怕了。子产忙为伯有平反，把他的儿子“立以为大夫，使有家庙”，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现了。

郑子产出使晋国。晋国的官员问子产：“伯有犹能为厉乎?”(因为他死了好多年了。)子产曰：“能”。他说：老百姓横死，鬼魂还能闹，何况伯有是贵胄的子孙，比老百姓强横。他安抚了伯有，他的鬼就不闹了。

我们称闹鬼的宅子为凶宅。钱锺书家曾租居无锡留芳声巷一个大宅子，据说是凶宅。他叔叔夜晚读书，看见一个鬼，就去打鬼，结果大病了一场。我家一九一九年从北京回无锡，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过那所凶宅。我记得爸爸对妈妈说：“凶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阴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过一个并不阴暗的凶宅。我上大学时，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个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住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们游常熟，在她家住几天。我们同班有个男同学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刚在城里盖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来邀请我们三人过两天到他新居吃饭，因为他妈妈从未见过大学女生，一定要见见，酒席都定好了，请务必赏光。我们无法推辞，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阳光明亮，陈设富丽。他妈妈盛装迎接。同席还有他爸爸和孪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还有个瘦弱的嫂子带着个淘气的胖侄儿，还有个已经出嫁的妹妹。据说，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迁居”的黄道吉日，因为搬迁想必早已停当，不然的话，不会那么整洁。

回校后，不记得过了多久，我又遇见这个男同学。他和我们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见面。他见了我第一事就告诉我他们家闹鬼，闹得很凶。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赶紧逃回乡下去了。据说，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体育场，没知道原先是处决死囚的校场。我问：“鬼怎么闹?”他说：“一到天黑，楼梯上脚步声上上下下不断，满处咳吐吵骂声，不知多少鬼呢!”我说：“你不是在家住过几晚吗?你也听到了?”他说他只住了两夜。他像他妈妈，睡得浓，只觉得城里不安静，睡不稳。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闹鬼是他嫂子听到的，先还不敢说。他叔叔也听到了。嫂子病了两天，也没发烧，无缘无故地死了。才过两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听到闹，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两个佣人，男的管烧饭，是老家带出来的，女的是城里雇的。女的住楼上，男的住楼下，上下两间是楼上楼下，都在房子西尽头，楼梯在东头，他们都没事。家里突然连着死了两人，棺材是老家账房雇了船送回乡的。还没办丧事，他父母都病了。体育场原是校场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传来的。他妹妹打来电话，知道父母病了，特来看望。开上晚饭，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儿不肯睡挪入爷爷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爷爷的大床。他睡爷爷脚头，梦里老说话。他妹妹和爹妈那晚都听见家里闹鬼了。他们屋里没敢关电灯。妹妹睡她妈妈脚头。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细软逃回乡下。他们搬入新居，不过七八天吧，和我们同席吃饭而住在新居的五个人，死了两个，病了两个，不知那个淘气的胖侄儿病了没有。这位同学是谨小慎微的好学生，连党课《三民主义》都不敢逃学的，他不会撒谎胡说。

我自己家是很开明的，连灶神都不供。我家苏州的新屋落成，灶上照例有“灶君菩萨”的神龛。年终糖瓜祭灶，把灶神送上天了。过几天是“接灶”日。我爸爸说：“不接了。”爸爸认为灶神相当于“打小报告”的小人，吃了人家的糖瓜，就说人家好话。这种神，送走了正好，还接他回来干吗?家里男女佣人听说灶神不接了，都骇然。可是“老爷”的话不敢不听。我家没有灶神，几十年都很平安。

可是我曾经听到开明的爸爸和我妈妈讲过一次鬼。我听大姐姐说，我的爷爷曾做过一任浙江不知什么偏僻小县的县官。那时候我大姐年幼，还不大记事。只有使她特别激动的大事才记得。那时我爸爸还在日本留学，爸爸的祖父母已经去世，大伯母一家、我妈妈和大姐姐都留在无锡，只有爷爷带上奶奶一起离家上任。大姐姐记得他们坐了官船，扯着龙旗，敲锣打鼓很热闹。我听到爸爸妈妈讲，我爷爷奶奶有一天黄昏后同在一起，两人同时看见了我的太公，两人同时失声说：“爹爹喂”，但转眼就不见了。随后两人都大病，爷爷赶忙辞了官，携眷乘船回乡。下船后，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

这件事，想必是我奶奶讲的。两人同时得重病，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是过去的事实。见鬼是得病还乡的原因。我妈妈大概信了，我爸爸没有表示。

以上所说，都属“怪、力、乱、神”之类，我也并不爱谈。我原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这是客气的称呼。实际上我是老朽了。老物陈人，思想落后是难免的。我还是晚清末代的遗老呢!

可是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轻人”如今也老了。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很值得仔细思考。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选自《走到人生边上》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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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智慧
——读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

    ■安迪
   
     两年前，杨绛先生住了一次医院，躺在病床一直在思索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出院回家后“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于是找来许多中外文的参考书，开始动笔。终于在两年半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写成了这本书。书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论述，后面是“注释”，其实是独立成篇的散文。
   
    “走到人生边上”，照杨先生的解释，再往前走，就是“走了”、“去了”。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行将走到生命尽头，对人生的回顾，对人的本性、生命的意义，对生与死、灵与肉等种种问题的思索。苏格拉底曾经说：“到了肉眼开始朦胧的时候，心眼才锐利起来。”老人的智慧，是人生经验的结晶，杨先生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探讨这些玄理的，所以读起来趣味盎然。我这里挑几个小片断，向读者介绍杨先生的这本新书。
   
关于“神鬼”
   
    杨先生的父亲不信鬼，钱先生和他们的女儿从来不怕鬼，但杨先生从小就怕鬼，住在清华园的时候，家人把清华几处众人说鬼的地方瞒着她，免她害怕。后来搬进城里才告诉她。杨先生说：“我知道了非常惊奇，因为凡是我感到害怕的地方，就是传说有鬼的地方。”从她家到温德先生寓所要经过横搭在小沟上的一条石板，有一天晚上，杨先生独自一人经过，却怎么也不敢过那条石板，三次鼓足勇气想冲过去，却像遇到“鬼大墙”似的，感到前面一片黑气，阻止她前行，只好退回家。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年日寇屠杀大批战士和老百姓的地方。
   
    “我本人只是怕鬼，并不敢断言自己害怕的是否实在，也许我只是迷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而断为不存在。这话该不属迷信吧？”以不迷信的心态说鬼，是个好办法。我们不妨也以不迷信的态度，听杨先生说鬼。
   
关于“命理”
   
     命有没有理？杨先生还是以不迷信的态度谈论这个问题。她小时候碰到过一个算命的瞎子，拿她刚刚去世的弟弟的“八字”给他算，瞎子掐手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又拿她姐姐的已经夭折的孩子的“八字”让他算，瞎子掐手一算，勃然大怒说：“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
   
    杨先生与钱先生结婚后出国，钱先生的父亲拿了一份钱先生的命书交给她，开头说：“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杨先生确实比钱先生小一岁。但最后说：“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批语：“夕阳西下数已终。”抗战时钱先生有个学生，曾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铁板算命”，后来也给钱先生算过，算出来的结果和那份命书上相仿，只是命更短。“文革”中钱先生曾大病一场，据那位算命的学生说，钱先生那年可能丧命。但钱先生最后享年八十八岁，足足比命书上算的多了二十年。“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有怎么解释。”杨先生终究是不迷信的。杨先生应该读过《了凡四训》吧？这并不难解释。
   
    杨先生曾写过一篇回忆“文革”初年经历的文章，题目叫“丙午丁未年纪事”。丙午、丁未是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中国以前有一种说法：丙午、丁未，从古就是凶年。据说是因为“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池北偶谈》）。宋代有人编了一本书《丙丁龟鉴》，把一千多年来的所有丙午、丁未年发生的灾变编在一起。我当时看到杨先生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想到杨先生一定知道丙午丁未为灾年的说法，所以才特别标明丙午丁未年，现在读了杨先生的这本书，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
   
《论语》
   
    书中引得最多的是《论语》，杨先生对《论语》有很独特的见解。
   
     杨先生说《论语》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书里的一个个弟子，都是活生生的，一人一个样儿，各不相同。”钱钟书先生曾对杨先生说：“你觉得吗？孔子最喜欢子路。”杨先生也有同感，孔子最爱重颜渊，但偏宠的却是子路。子路聪明有才能，对孔子最忠诚，经常在孔子身边，为人言行最为真率。孔子常常不由自主地称赞他，但批评起来也毫不客气，不像对其他弟子那样总是很有礼。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前不久出了一本谈《论语》的书《丧家狗》，颇引起一番争论。在谈到孔子与其弟子的时候说，孔子对学生有夸有骂，夸得最多的是颜渊，骂得最多的是子路，子路挨骂，但忠心耿耿，他和孔子，有点像李逵和宋大哥。李零终究没有说到孔子其实最偏宠子路，这一点似乎不及钱先生和杨先生看得透彻。
   
    其他弟子，子游、子夏，孔子也喜欢，爱和子游开开玩笑，对子夏多鼓励。子贡最聪明，孔子和他谈话很有礼，但是很看透他。孔子最不喜欢的弟子是宰予。最傲的子张，门弟子间唯他最难相处。陈亢是最无聊的弟子，从未向孔子问过一句话，却总在背后打听孔子。
   
    像杨先生这样读《论语》，当然“是一本有趣的书”。
   
劳神父
   
     在谈到灵与肉的统一问题时，杨先生想到了小时候认识的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是“克制肉欲，顺从灵性良心的模范人物”。这就是以前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创始人劳神父。在“注释”里，杨先生又专门写了一篇回忆劳神父的散文，说自己小时候，除了亲人，最喜欢的是劳神父。杨先生读的是启明女校，正是天主教办的学校，劳神父大概也在那里教书吧。杨先生读大学时还回过一次母校，见到了大胡子已经雪白雪白的劳神父。那是一九三〇年，劳神父八十岁，杨先生十八岁。
   
     我查了相关资料，才知道劳神父中文名字叫劳积勋，法国人，生于一八五八年（其实一九三〇年时才七十二岁），十七岁入耶稣会修道。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秋来沪。后回国续修天文等科学并攻神学，晋司铎后，于光绪二十年再度来沪，任徐家汇天文台副台长。后任台长，长达三十七年之久，著有《远东大气》、《六百二十次飓风的路向》等书。一九三一年九月回国，法国总统授予四级荣誉勋位，英国国王授予骑士勋章。次年在巴黎去世。
   
    杨先生在书中说：“上海至今还有一条纪念他的劳神父路。”劳神父路初名天文台路，一九二七年改为劳神父路，一九四六年起早改名合肥路了。
   
书报
   
     杨先生为了写这本书，找了很多参考书，有以前读过的，如《四书》、《圣经》，有以前从未读过的，如美国白璧德的作品、法国布尔热的《死亡的意义》。书里还引到一些图书报刊，都是近年新出版的，如中国电影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的智慧》、二〇〇五年第三期《读书》杂志、二〇〇五年三月号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提到的报纸有两种：《文汇报》（二○○六年十月十八日）和《新民晚报》（二○○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九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如此读书看报，学而不辍，真让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