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成为一种新文化的基础吗？

排骨鱼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成为一种新文化的基础吗？
2008年7月12日
6月19日，在所里跟周弘所长聊天，我谈起如何在社会科学中批判和超越西方思想这一话题时，向周教授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可能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新的科学？
周教授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沉吟片刻后，她说：“如果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应该相信是存在决定意识”。
这一回答出乎我的意外，也给我以很大启发。我不知道我是否理解了她的本意，但是至少这句话调动了我知识体系中一条被长久忽视和回避的线索。
近几年来，我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和思考中国古代哲学。我的目的是试图回到哲学萌芽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寻找与西方哲学对等的命题。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然而我始终不相信这些东西仅仅是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我们祖先的存在与古希腊和古希伯来人的存在是类似的，因为至少人类面对着同一个星球上的自然环境。我们的祖先与西方人的祖先也有着类似的解剖学特征。那么为什么仅仅西方人发现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们的祖先却对这些问题无动于衷呢？这说不通。
事实上，中国古典哲学中同样包含着这些部分，在先秦诸子之中，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都曾经是被热烈讨论的问题。胡适、冯友兰、金景芳等都曾经试图以西方的框架来梳理中国的古学，皆有所发现（尽管难免显得生硬，正如金岳霖批评胡适的书不像中国人写的哲学史）。虽然这些争论后来受到了儒家的挤压，逐渐式微，隐退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强势争论背后，却始终没有完全死亡。佛教的传入曾经导致了逻辑学的短暂复兴，如魏晋人爱好玄讲白马论。明清之际，诸子学也曾打过翻身仗，如清代汉学，不仅尚谈诸子，（依胡适之见）也擅长应用实证的方法。再如清末民初，学者们为了改制或革命而篡改儒家，征用诸子，遂有六经注我之风。
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之中，经过文艺复兴而日益昌明。卡尔•贝克尔说，史学代替了宗教，科学代替了哲学（《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现代史学和科学代表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的两大领域：社会的领域和自然的领域。西方思想的这一次更替奠定了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从我个人的职业经验来说，就是西方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实证主义远远胜过了我们传统的研究手段和论理方法）。然而，既然中国与西方的古典思想曾经有着共同关注的命题，那么中国古典哲学同样也可能成为一种现代思想的基石。虽然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讨论没有充分发展，但是这里依然蕴含着对同样命题做出与西方哲学不同回答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人类产生出一种新的现代思想或新科学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就是我长期思考的主要问题，也是困扰我灵魂的问题。
但是周教授的话令我忽然想到，我忽视了一个问题：现实存在。
在谈西方思想时，没有人会一头钻进古典哲学和经院哲学的故纸堆中而忽视其包含的现代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耀眼光芒使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历史地位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而建立的，所以现实存在与现代性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其结果就是，西方文明在面对现代问题时总显得信心十足，有备无患；而其他古老文明却在现代社会中捉襟见肘，举步维艰。例如，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建立了保护主义的民族经济，其他地区却成了国际贸易和现代工业的牺牲品；西方殖民主义者四出掠夺，积累了巨大的资源，却打乱了其他文明发展的脚步；西方国家建立了国际关系体系和主权原则，等到其他文明开始认可并接受这一原则时，西方强权又开始抛弃国际制度、超越主权；第三世界正在进行工业化之时，西方却又着手建立新的国际规范：环境、气候、能源、知识产权和劳动保护等。非西方的人们在试图追赶现代性的同时，却面临着诸多尴尬。一方面他们不愿意默认现代性就是西方性（近年来关于“全球化是否是西方化、美国化”、“现代化是否是西化”等问题引起了大量争论）；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西方的确是在引领着现代性，或者说现代性的问题总是率先出现在西方的存在和意识中，并且总是率先在西方文化中得到反思和解答，随之形成了非西方难以超越的“路径依赖”。
然而，在谈到中国思想时，我们却倾向于忽视现实。1840年鸦片战争的震惊和耻辱之后，中国人就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并寻求自我救赎之路。但是历代有识之士多采取两种做法：一为刨根问祖，一为望洋兴叹。更多时候是两者结合。唯独缺乏对中国现实的研究。
刨根问祖者，心中怀着我天朝上国的尊严，抱着经史子集的遗产，相信从老祖宗的思想中必能找到救亡图强的道理，于是有中体西用之辨，有托古改制之说。望洋兴叹者，坚信学习西方是唯一正确道路，于是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争相在中国命运的市场上待价而沽。思想指导现实而非现实产生思想成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最大特点。毛  泽 东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早已是老生常谈，事实上毛是最无视中国现实的，他用脑子中学来的几个概念和规律整个摧毁并重构了中国的现实和思想。这种倾向至今仍然强劲，无非是多了些娱乐的色彩，并且也不再会夺去人们的性命。现今一谈中国传统就是儒家经典，始自上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始终散发着腐朽的陈旧味，还有《百家讲坛》推波助澜，于丹之流口若悬河，更兼教育部要强制推广京剧教育，各地大学也纷纷推出唐装活动等等之类不一而足。然而，最值得人们去关注、去思考的中国现实发展却最容易被人们忽视。
从国际关系学来看也是如此，近十年来，不少学者都意识到了西方理论的局限性，呼吁创新。但是创新的方法却并不高超。大抵无非可分两类：一类是虚无主义，完全否认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价值，主张非理论，非科学；一类则是以今喻古，生硬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去强解中国现实，尤其是古代现实。岂不知古代已经过去，那些死的事实用来作为验证新方法、新理论的对象是有意义的，但是试图从中发掘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来却是缘木求鱼。传统的价值在于激发创新。
上面说了这么多，只为了引出一个问题：现实。
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威胁时，自然想到了要学习西方。怎么学习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先接触到西方力量的是那些守边的军人和贸易的商贩，于是船坚炮利、奇技淫巧成了第一印象。因而最早的自救方案就是办洋务，学习其器物之便。甲午一战，洋务神话破产。中国人发现器物只是末，欲究其本，则看到了制度。于是官方有五大臣考察宪政，预备立宪，民间有同盟会鼓吹革命，建立共和。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和欧战结束时的青岛问题再一次使国人清醒：制度变了仍要受欺辱。人们去追寻更深层次的因素，于是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科学与民主是一种精神文明，它们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一种历史传统就可以造就的。事实上，它们是现实的产物。我认为欧洲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摇篮。遗憾的是，人们却将科学和民主当作了根本，忽视了其现实基础。这种思维定式至今犹存。我也一直受这种思维定式的局限。一谈社会进步就会想到民主，而且有着很强的“制度决定论”色彩（闫小冰语）。一谈文化进步，就会想到科学，于是科学成了批判各种思想最有利的武器，“科学发展观”具有了最高的合法性。民主与科学是好的，我认为违反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注定会失败。但是民主与科学的定义却不是唯一的，它们是欧洲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产物。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同样会产生出民主与科学。这种民主与科学必然会继承西方思想的因素，同时也将有着不同的面貌与内涵。
现在我发现，自己长期以来思考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能否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新的科学？”这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会不会的问题，其前提取决于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现实。只要有了新的现实，就一定会有新的思想，包括新的科学和新的民主。
从现实状态和现实需要出发是解答很多问题的一把钥匙。例如，先秦哲学思想如何演变为儒家的大一统？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简单。它的发生过程非常复杂：既有儒家从孔子到《大学》、《中庸》到孟子再到荀子的内在发展，其关注的对象从制度（礼）到伦理（孝）再到个人（修、齐、治、平）；也有老子到墨子再到韩非的传承逻辑；还有庄子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影响以及方士迷信的误导等。但是其背后的发展逻辑却非常简单：现实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先秦人们所热衷讨论的问题在秦以后不成其为问题，或是成为统治者不希望被讨论的问题了。于是哲学自然变化。思想最终是为了给人的现实需求寻得解决之道，当问题解决之后，如果没有新的问题，就不会有新的思想。先秦思想产生的基础是东周礼崩乐坏，战乱频仍，民生多苦，秩序混乱的现实。秦汉统一解决了这些问题，于是老子、墨子、孔子直到韩非等人所思考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因而秦始皇焚书坑儒、董仲舒罢黜百家都不是哲学终结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现实的变化。如果从西方哲学范畴来看，汉以后的哲学似乎比先秦下降了一个层次，没有再出现过孔孟老庄这样的一流哲学家。但是如果从哲学的终极目的来看，则汉以后哲学是成功的：中国维持了两千年的成功统治，思想和制度都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程度。
同样，19，20世纪之交之所以出现了一代思想大师，恰恰也是由于时代的需要。思想为问题而生。可惜的是，这一次思想高潮却没有充分的时间供各家思想相互争论、消化和融合，因为这次有了强大的体系外压力。因而我们可以说，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不完全发生在中国的现实上，也发生于我们所不具有的西方现实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我们说起来拗口、用起来费劲的“主义”。中国的悲剧正是从那时开始，其原因就是我们的思想脱离了我们的现实。各种主义既然都没有扎实的现实基础，自然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这次思想和命运的争论是用枪进行的（《黄河青山》）。
1979年以来，我们开始关注自己的现实（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1989年以来，我们的思想不再以某种中国现实之外产生的思想为宗旨。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胡适在1919年说，有了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和西洋的新旧学说，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个好机会的确被辜负了，但是他的话今天没有过时。但“中国的古书”和“西洋的新旧学说”仅仅是两个必要条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中国今天有了现代性的现实——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世俗文化。
2008年发生了许多以往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西方的批评之声面前，中国的民众却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甚至很多年轻人是盲目而偏激地排斥批评，在这一现实面前，美国CNN强调它批评的是中国政府而非中国人民这一声明在策略上是失误了）；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海外华人实现了抗日战争以来最大的团结；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忽然勃发了慈善精神的热潮（虽有前十几年的慈善宣传作铺垫，其影响力却不可同日而语）；雪灾、震灾和水灾的救灾过程中，志愿者和民间团体第一次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华南虎事件使网络第一次得到了政府、主流媒体和全社会的重视和认真对待；等等。我们很难说这些事情究竟是好还是坏，也许人们无法做出价值判断。但是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国的现实第一次如此醒目地将自己呈现出来。这些现实需要研究，需要解释，而这正是思想发生的土壤。
在一个没有外部紧迫威胁的时代，社会的问题大量呈现，观念和思潮处于无序状态，这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发生思想大飞跃的必要条件。春秋战国如此，欧洲的文艺复兴亦如此。在中国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正在涌现的市民社会之上，必然会产生出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科学和中国的民主。更严谨地说，不是“中国的”，而是未来时代中所谓“现代的”。
我的问题有了答案：学者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建立一种“民族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例如国际关系学根本没有必要谈“中国的国际关系学”问题）。思想家们也没有必要致力于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挖掘出现代性的元素（例如非要从中国古代经典中总结出“国际关系”或“战略”思想）。只要研究身边的现实问题，一种新的科学和价值体系就会自然地生长出来。
最后再越俎代庖地多说一句：政府应该怎么做呢？宽容和鼓励这种时代力量，将使自己成为新的“世界思想”的摇篮，也将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繁荣和强大的力量。到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不称霸，而是必将“称霸”。但不是军事的霸权，而是文明的中心。

炸酱面

补充几句：
关于传统文化，我们不论想建设什么，必然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
几十年前，本朝太祖想完全割裂历史和文化，用XX主义建设一个理想国，结果只能是人间悲剧。

关于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争论，很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争论者本身缺少对这两种文化深入而透彻的了解，现在到处是所谓“大师”，但真正学贯中西的能有几人？

就拿科学和民主来说，似乎这两个观念在5.4时期就深入人心了，但我们真的明白科学和民主的意义所在吗？5.4时期对于科学和民主的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很快就被救亡运动所代替了。前些年，不时提出过所谓“用N年时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n<10）的口号吗？我真的很怀疑XX部的官员是否明白科学是什么意思。

关于学习西方文化，不是说要抄袭或要仿效西方的才可以有大成，而是要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度、变化与哲理的感染或启发，最后和传统文化融汇贯通，才可以打开新的局面。

几十年前，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的序言里说，学问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即无承，后亦恐不立，只不过是特定时代的特定名词而已。现在我们居然搞起“国学院”来了，地球既然一体化，墨守自己的文化而成规惨过败家。

真的想弘扬传统文化，没有必要搞什么国学院，那是对传统文化没有信心的表现。

gunsmoke

关注中

名叫狼的羊

24# 炸酱面

正解

炸酱面

原帖由 排骨鱼 于 2008-7-15 13:06 发表
究竟有没有可能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新的科学？

个人感觉，中国传统思想和科学关心的重点不同，这正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和精深之处。
科学只是真理的一部分（科学里面有真，但是并没有仁和爱），很多人想把中国传统思想装进“科学”这个筐里，反而是南辕北辙。

六月天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的人文关怀
半部《论语》治天下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玉儿

这个题目是很值得讨论的...

不吃鱼的猫

五千年来形成的思维模式,,,非一朝一夕能改变,,,无形的禁锢,,,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反倒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暗香盈袖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用有趣的、能够让人了解的方式加以推广。要想让全世界普通的公众能够有机会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重视大众文化传播的巨大影响力。
就拿这几天热映的《功夫熊猫》来说，片中充斥着众多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是我们比美国人更不了解自己的文化吗？不是，是创意，是视野和环境。

白巧克力粽子

真的相看
太长了

金子99

原帖由 玉儿 于 2008-7-15 17:32 发表




呵呵，其实我明白恐怕最后一段看似题外的越俎代庖 才是长篇现实讨论的真正指向...
对于讨论来说...一个死胡同..... 还是论论其他吧

刻意的将古今，传统和新，进行思维上的强制分野，恐怕也不是一种顺其自 ...

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就像血液离不开皮肤一样。

引申一下：一个民族不能决裂他们的传统文化，就像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一样，

懒得起

其实近些年思想最活跃的倒是三中全会以后的短短几年。
也许是压抑的太久吧。
随后思想被经济的潮水吞没... ...
很崇敬真正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者，因为多数人提出的“思想”是为利益而存在的。

从来觉得考虑哲学是个最累人的事情，因为人总会有固有的意思形态和世界观。
就像排骨鱼讲到的，研究的前提是“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不是呢？角度和结论是否一样？
生长的环境、所受到的教育、文化氛围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对事物的看法在角度上是单一、却苦于无法改变的。

所以对于哲学范畴，我总不能跳出我的思维，也只能当成一种科学知识看待了。

七碗茶

原帖由 排骨鱼 于 2008-7-15 17:00 发表
但我想说的也不仅仅是顺其自然。我是有针对性的。
中国的30年来的学术研究不是崇古就是崇洋，多关注理论、体系和思辨层次的东西，对现实的关照太少（经济学和社会学有例外），形成了一种极重理论和规范研究的风格， ...

“崇古”或“崇洋”像清代学术界重考据一样。

建国初期百花齐放遭受严冬后，就只好“崇古”或“崇洋”了。

                                             跑题了？

[ 本帖最后由 七碗茶 于 2008-7-16 09:04 编辑 ]

boy77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大家说日本这个国家，其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传承

我们的现实太厚重，19世纪中期，排骨兄弟提的考察宪政
好像那时候日本也派了岩仓使节团，但他们带回来的却是真实的思想、革命、革命领袖、政治家和能改变现实的意志

我这个理工科出身的人实在思考不动哲学
记得我们某一界领导班子对国家现实的一个感慨：转动惯量太大
这个有些莫名其妙又很形象的词，记得物理老师特别提过这个政治人物评价的细节

boy77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我不敢标榜自己是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但所长的思路真是让人钦佩
排骨兄弟的思考更是让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