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国际体系与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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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15 13:04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日记里的一篇评论，贴在这里当靶子

先秦国际体系与国际关系研究
2008年7月14

7月13日，我参加了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先秦国际体系”研讨会，在会上做了一些评论，整理如下：
中国的先秦时期与欧洲的哲学萌芽时期有许多相似和通约之处。这是我的前提假设。事实上，童年时期的人类社会，无论是中国的先秦还是欧洲的希腊时期，面临着很多类似的问题，而哲学正是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因而东西方产生出类似的早期哲学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为数不多。认为仅仅西方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几千年争论不休，而东方文明根本不关心这些问题，这是不客观的。事实上，这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不能说是“西方的”，而是人类的，是东西方所共有的。但是中国的特殊发展压制了这方面的争论。这是说思想。

从政治体系来看，先秦与希腊城邦体系也有许多共性。中国传统上认为在春秋战国之前存在过统一的王朝，夏商周。实际并非如此。在商代，邦国林立，商只是其中的霸主而已。从三代到先秦是一个不断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先是部落联盟的形成，部落联盟再被一体化为小的邦国，邦国兼并形成大邦。先秦格局，并不是统一的政治体系分裂所造成的，而是不断统一过程的结果。能够出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已经是政治一体化高度发展的结果。而古希腊城邦也处于类似的发展阶段之上。其结局也是一样的：秦统一六国，马其顿统一了希腊。从这一视角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哲学。古典哲学是为了解决古典时期的问题。

中国的先秦时代很短暂，并且在秦统一之后就发生了“断裂”。严格来讲，这不是一种断裂，而是历史发展超出了先秦阶段，历史不可能倒退，先秦体系同样也再也没有出现过。此后中国历史的主流就是统一。希腊历史同样发生了这个“断裂”：马其顿的统一和罗马的征服结束了城邦时代的历史。但是，对欧洲来讲，这是真正的断裂。因为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又“回到”了分裂的局面，直到20世纪后半叶的一体化运动才开始改变这种格局。

类似的“断裂”现象在中国和欧洲的思想文化发展中也存在。战国末以后，中国古典哲学终结了，曾经高度发达的、复杂精细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争论被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压制，逐渐被人们遗忘。虽然真正的哲学讨论在魏晋时期有过中兴，诸子百家的灵魂却再也没有复兴过。而欧洲的古典哲学在希腊化时代之后也陷入低潮，在罗马时期又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压制。有趣的是，同样是为了维系统一大帝国的统治，基督教哲学却没有压制古典哲学的核心部分——逻辑学。基督教剔除了希腊古典哲学中的伦理学、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内容，却在经院哲学时期高度发展了逻辑学。这一点是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文艺复兴再次复兴了古学，在古典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基础上，诞生了现代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政治体系还是思想体系的发展，中国都呈现出一种不可逆的线性发展，而欧洲则表现出一种断裂性和往复性的结合。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承认东西方的古典思想具有通约性，而现代西方思想中包含着西方古典思想遗产，那么所谓“西方现代思想”中所包含的古典思想遗产就不应该仅仅是西方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人类的”。由此可以做出一个推论：西方的现代思想同样具有“人类性”。这是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观点，尤其容易受到“西方中心论”之类的批评。但是批评者们也许忽视了这一推论积极的现实意义：非西方世界没有必要完全推翻西方现代性（事实上完全不可能），而寻找一种替代的现代性。赵汀阳教授指出：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就没有在乎谁是发明者了。中国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现实层面把现代性发展到完美的状态，同样也没有人会在乎这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现代性。

上面是由东西方古典时代的通约性所做出的一些推论。具体到国际关系研究，这种通约性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一．既然先秦的政治现实发展和思想发展都遭到了“断裂”，先秦世界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从已经不存在的现实中能否产生出有意义的科学？希腊古典思想家们爱讨论“黄金时代”，亚里士多德也谈论亚特兰蒂斯，但都是作为一种“隐喻”，并非真的对那个逝去的世界感兴趣。如果先秦体系不可重现，那么研究它的意义何在？研究火星也许对国际关系学没有什么借鉴意义，那么研究先秦是否也是如此？

二．如果承认东西方古典世界的通约性，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的古典世界断裂而西方的古典世界绵延发展到现代这一区别？如果西方现代科学包含了人类的古典思想遗产，那么我们研究先秦是否能够得出与西方现代思想本质上不同的东西？

三．如果现代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精神只是一种重新建构——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打着古典名义而推崇的现代精神，或是中国清末民初之际的“六经注我”、“托古改制”之风——那么研究先秦对今天的国际关系学有何意义呢？科学的使命是解释现实，那么对作为一门科学的国际关系学来讲，更紧迫的是研究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之间的异同决定了在中国文化和现实的基础上能否发展出与西方科学主义所不同的新思想。既然如此，又何必研究先秦呢？

四．先秦时期只是中国历史的短短一瞬，之前2000年不同，之后2000年也不同。那么研究先秦是否就等同于研究中国的历史现实呢？对先秦体系的研究能够得出代表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吗？例如：1919年到1979年的历史同样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却没有体现出多少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和思想文化传统。但它也是中国的历史“现实”的一部分，表面上看，这一阶段显得非常的“不中国”，实际上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历史。不仅先秦，汉唐、宋元、明清都不能代表中国，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更全面、更多元的历史现实。

我并不是反对将先秦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事实上我也一直试图这样做。看到阎学通教授的成果，我感到非常振奋和欣喜。我提的这些问题只是希望学者在进行这项研究之前，脑子中多一些问号，这样才可以避免产生模式化和脸谱化的认识。

此外，对各位与会者的观点也有一些不同意或感兴趣之处。
赵汀阳教授认为中国没有逻辑学，先秦的思想很像博弈论。秦亚青教授认为中西的博弈思想区别是：西方的博弈者是可分的，中国的博弈者是不可分的。
我不同意中国没有逻辑学的说法。

赵汀阳教授认为西方思想是从单位的角度看问题，中国则是从关系角度看问题。我对这一区分不赞同。墨家同样强调单位，儒家到荀子时也在关系论的同时并重单位。而西方，德国社会学家伊利亚斯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洞中之火），强调关系，哲学家梯利也强调关系。
后来秦亚青教授也讲到，西方存在着实质论者与关系论者之间的争论。

对于为什么中国政治学重“天下”，西方政治学重“国家”，赵汀阳教授的解释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我称之为“功利主义”的解释，这是说得通的。但同样也可以有非功利主义的解释：哲学家们有时并不是有意为政治服务，相反，他们的思想是对政治现实的反映。中国政治哲学重天下，可能是由于中国曾经有过“天下”（夏商周霸权）的经验，而希腊时代的主要行为体是城邦，希腊人在马其顿统一之前从未体验过“天下”。

王日华认为东周政治体系结构的衰退中有一个重要的趋势是天命结构的衰退。我非常认可。我补充了一点：古典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有一个从天命结构到运势结构的转移，到秦统一时，“运”已经超过了“命”，所以秦人认为自己是水德、色黑、数六，汉则以火运取代水运。后来逐渐出现了运与命的结合，即所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王日华认为，西方国际关系体系有三种结构：物质结构、制度结构和文化结构，而中国的先秦是三种混合在一起。这里他混淆了一点：西方的所谓三种结构是理论结构而非现实结构。西方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也都是三种结构并存的。不应该将解释与事实二者混淆。

阎学通教授论道德：道德只有在面临非人威胁之际才有用，在人与人的矛盾之中是没有用的（韩非）。在外交学院硕士生王连文问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如何看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区别的责任问题时，阎教授认为只有富国先做让步，合作才能达成。气候变化是一个“非人”威胁，道德起着作用。我暂时还无法做出评论，但此观点的确很有启发性。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阎教授的一个观点非常好：我们是为了与西方人比智慧，而不是争话语权。

[ 本帖最后由排骨鱼于 2008-7-16 10:4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