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性尧先生病逝，又一位文化大家悄然归去

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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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7月19日《扬子晚报》报道，与季羡林齐名，被誉为“北季南金”的文史大家金性尧于7月15日因病去世，享年91岁。如果不是从《扬子晚报》看到这则消息，我还不知道金性尧老先生去世了。几天来咋一点不知此事？是我孤陋寡闻，没看到媒体的报道吗？出于好奇，我分别到Google、百度、雅虎等网站输入“金性尧病逝”几个字搜索，让人失望的是，竟然没搜到一条正式消息。



我不禁纳闷，对于金性尧的不幸病逝，咋不见大报小报、各类网站竞相报道呢？甚至让人怀疑，有些媒体恐怕至今也未报道此事。



对于金性尧，好多人可能感到陌生，甚至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和干什么的。可是提起曾风靡一时的《鲁迅风》文学杂志以及《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清代宫廷政变录》等书籍，大家可能就耳熟能详了，这些都是金性尧先生的成果。生于1916年的金性尧，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学者，早在解放前便出过《星屋小文》《文抄》《风土小记》三部作品，是一位才华横溢、著作颇丰、受人尊敬和爱戴的文化名人。



这样一位文史大家不幸去世，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界一大损失。遗憾的是有关媒体表现出了几近冷漠的态度，不仅没有拿出足够篇幅来介绍和追忆这位文化界老前辈，就连他去世的消息都不屑刊登。这与在对待娱乐圈人和事上的态度相比，实在相差甚远。比如马季、侯耀文、陈晓旭等人去世，大大小小的媒体不仅及时而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还从各方面挖掘素材，唯恐比别滞后，有时甚至到了凭空想象、恶意炒作、令人反感的地步。很明显，报道这些明星、名人的去世及相关新闻，能吸引眼球，能提高报刊销售量和网站点击率，而报道金性尧等“另类”名人，则达不到预期效果。这种追求新闻娱乐化的做法，虽然也是满足部分读者的需要，但从新闻使命角度来讲，终究显得有点浮躁，不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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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金性尧  一个简单的读书人



金文男　口述　   张英　实习生　陈军吉　采访整理



家世和婚姻



我父亲是浙江定海人，1916年5月5日出生，上世纪三十年代随全家迁居上海。当时祖父所投资的化工颜料厂获得很大发展，所得的收益一是在定海购地，造了一处前后三进的大院；二是在上海购地，建造了一条由十几幢房子组成的弄堂，除大家庭自住外，都用于出租。



父亲是家里的长子，幼年在定海完成私塾学习后，16岁到上海。祖父本想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见他志不在此而专注于作文，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三十年代初，为躲避战乱，父亲在定海老家避难，这时认识了同来此避难的邻居武桂芳。巧的是，他们都喜欢读书写作，就这样他们走到一起。结婚那年，父亲虚岁21，母亲虚岁22。



父亲真正走上文坛，还是受母亲影响。母亲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高中会考，母亲考了全市第一，照片还上了那年的上海报纸。母亲去世时，哀悼者送的挽联中曾有“春风得意第一”之句。母亲喜爱写作，她在中学的时候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文笔非常漂亮。2004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试卷中有道分析作文题，选的就是母亲的散文《怀远天的老人》。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很好，父母不用为生计发愁，整天就在家里读书、写作，出门逛街就是去书店或者购买文物字画。虽然是乱世，但在书房里，父亲找到了他的精神寄托。在教育方面，父亲没有读过新式学校，但他接受的私塾教育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



在文学创作上，母亲比父亲出道还要早。结婚初四年，母亲还没生育。她的性格和父亲完全不同。父亲能够天天在书房里呆着，在古籍文史里找到自己的乐趣，而母亲是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那段时间，她经常跟随许广平外出，采访、报道上海难民营及工厂女工的情况。柯灵前些年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我母亲当年想去延安参加革命，父亲虽然心里不乐意也不反对。但在出发的前一天，被我祖母发现后关了起来。母亲在青年时期写的文章，后来结集成《我背上了十字架》一书。



小的时候，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天到晚呆在他书房里看书写作。我们子女的教育基本上都是由我母亲承担的，她生孩子以后就彻底放弃了写作，解放后成了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师。



《鲁迅风》和周作人



因为母亲和许广平相熟的缘故，父亲也结识了鲁迅，他们见过面，也有过书信来往。鲁迅给父亲的四封短信，写于1934年11月到12月间。关于他们后来为什么不愉快，父亲并未向我提起。他的文章《一盏录》里详细地交代了前因后果，原来让鲁迅不快的原因是少年气盛的父亲在信中个别措词不当，不够尊重。但这番交往并未留下龃龉，也未形成偏见。



两年后，鲁迅先生去世，父亲和母亲一起去参加葬礼。1938年4月到5月，父亲还在到淮海路许广平家里帮助她校勘过《鲁迅全集》。同年12月，《鲁迅全集》出版。1938年9月到12月期间，父亲和许广平、柯灵、唐　、巴人、孔另境、石灵等人捐款创办《鲁迅风》杂志。



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办这样一本杂志是很不容易的。巴人让当时在上海办小报的来小雍、冯梦云出面，到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注册登记，才拿到《鲁迅风》办刊的发行执照。名义上来小雍是编辑，冯梦云是发行人，但实际上的主编是我父亲。



为了节省成本，使杂志能够生存下去，杂志不发稿费，办刊人不领工资，办刊地点就设在父亲家里。除了巴人、柯灵参与组稿外，杂志的发稿、校对、排版、印刷、发行、广告，都是父亲一个人。



《鲁迅风》是一本周刊性质的同仁杂志，在版式和目录上学的是《语丝》，主要撰稿者有巴人、郑振铎、王统照、恽逸群、许广平等，偶尔也发一些国统区和解放区作家的文章。



发刊词由巴人以王任叔的化名在父亲一稿上改写而成。发刊词除了引用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新中国的圣人”外，还认为“我们为文艺学徒，总觉得鲁迅先生是文坛的宗匠，处处值得我们取法”。



柯灵认为，发刊词最后的一段话阐释了办刊宗旨：“生在斗争的时代，是无法逃避斗争的。探取鲁迅先生使用武器的秘奥，使用我们可能使用的武器，袭击当前的大敌；说我们这刊物有些‘用意’，那便是惟一的‘用意’了。”



《鲁迅风》从创刊到停刊，共19期。发行地以上海为主，少量经过在邮电局工作的唐　之手，发到外地。因为杂志关心政治和社会现实，这本杂志很快就引起了汪伪政府情报特工机构的注意，《鲁迅风》被迫停办。后来，心有不甘的父亲和一位叫桑弧的作家又办了一本文学杂志《萧萧》。



在父亲从事文学创作的那段时间，他和周作人也有来往。在文学创作上，他的散文受周作人影响很大。可能是因为文学趣味相投，很少推荐他人作品的周作人在报纸上发文推荐文载道（金性尧）和纪果庵。



为此，美国学者耿德华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史》里，有专文介绍父亲在散文上取得的文学成就。在当时的政治管制下，1940年后，杂感类的文章遭到当局禁止，这对父亲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父亲认为，在“为抗战期中的中国文化界艰苦奋斗的毅力而祝颂”的同时，也应该“维护常态的精神活动”。抗战以前，他曾醉心于鲁迅和周作人很关注的魏晋文学，但这时候父亲由批判现实的杂文写作慢慢转向乡土散文写作，陆续出版了《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钞》等作品，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

周作人评论我父亲说，读文载道的文章就像“他乡遇故知”，这些文章中常有“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受到”。文载道的作品具有某种爱国意义，虽然它“不足以救国”但绝不会“误国”。



在创作上父亲也在竭尽全力实现周作人在他作品中对他的期望。他在文章里叙述写作中国风俗的必要时说：“觇民风是以测示一国的消长——如果有志之士能从人民的趣味、风俗、常识、风土、习惯上面加以研究与考测，从而使人如何提高，如何解放，如何充实，似乎与我们日夕提到的‘大众’，不无切实的裨助。”



父亲与周作人曾有很密切的交往。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他很少谈及他和周作人的交往。在一次从未发表的谈话里父亲说：“我热爱文学，喜欢周作人，与他写信，来来去去。周作人从南京老虎桥监狱放出来后，我在李健吾的阿舅家里看他，请他吃了顿饭。”　



《古今》和蓝苹



父亲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读书人，政治观念不强。在日伪时期的上海，他除了编杂志外，也给别的杂志写稿，基本上当时上海的报刊都发表过他的文章。这些杂志里也包括《古今》。他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他后来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罪名之一。



父亲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我先是在报刊上看到《古今》，觉得这个杂志不差，上面也有地址，主编是周黎庵，我就写文章寄给他们。后来周黎庵希望我能够去做编辑，杂志是中央储备银行的背景，因为和周佛海的关系，待遇很好，不用上班，每月去一次，就拿工资。和当时的其他敌伪杂志比起来，《古今》还算得上好的，后来一念之差——你写我写，周作人也写——”



1949年以后，父亲先在春明出版社工作，与施蛰存等先生共事，后进入上海文化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



1963年，父亲和出版社的同事在苏州河畔的一家印刷厂里劳动。这个仓库里有很多1930年代的杂志图书，他们在劳动时无意中有人翻到了杂志上江青在上海拍电影时的老照片。



中午在食堂吃饭排队时，父亲和另一位同事闲谈，父亲讲了他在抗战前在锦江饭店为“营救七君子”的座谈会上见到蓝苹(江青)时的场景。后来居然有人揭发交代，追查这件事。



没想到到了“文革”时，造反派因此把已在“牛棚”里的父亲揪出来批斗，批判他对蓝苹和前夫唐纳的谈论，让他写情况说明，继而对他进行大围攻，还先后四次抄了他的家，把他积攒半生的珍贵古籍、古玩、字画等全部抄走，把全家“扫地出门”。父亲被造反派勒令到农村干校养猪接受所谓改造。因为这件事，父亲和另外七个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在“文革”中我们全家备受迫害，真所谓家破人亡。因受父亲的影响，已是大学外语教师的大姐被无端批判，因不堪忍受侮辱，服毒自尽，腹中还有才两个月的胎儿；在京的二姐也因父亲问题的牵连患上精神疾病；我和妹妹当年仅十五六岁就去江西插队，既不能招工进厂上学，连民办教师的资格也被剥夺。



父亲由于环境的压力却不能以哀容示人，还得在思想汇报材料中反省“政治问题”，违心写下对于自杀的大女儿的批评。



专才与通才



“文革”结束以后，父亲的“反革命”帽子被摘掉，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他的书发还的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原来的整幢住房也只发还了二间。但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主编、策划了“古典文学基础丛书”、“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华活叶文选》、《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版)等书，受到读者的欢迎。



1978年年底，父亲退休以后，找回了青年时代的作家身份。先写了《唐诗三百首新注》，接着是《宋词三百首新注》和《明诗三百首新注》。他其实很想再编《清诗三百首》和《民国诗三百首》，但因为清诗数量太多，工程太浩大了，体力不济，只能写些文史杂文。



父亲一生，特别是到晚年，写作的欲望很强。做了一辈子学问，他常说：“有了想法就想表达，表达的方式就是写文章，如果不写不发泄，我就会很难受。”80岁以后，父亲每天仍要写2000字。



每天早上起来，父亲坐在沙发上看书看材料，然后整理思绪，中午稍睡会儿，醒后就开始落笔，一直写到晚上，一定要把文章写完为止。天天是这样。在这十余年里，他保持了很好的写作状态，文思像是爆发了似的，接连出版了《炉边诗话》、《一盏录》、《伸脚录》、《土中录》、《清代笔祸录》、《清代宫廷政变录》等十几本著作。



父亲86岁以后，精力越来越差，大篇文章不能写了，只能写一些短文章。这时他就觉得自己有点像废人一样，经常跟我说，“我不能写文章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废人了嘛。”



我跟他说，不能写就看书嘛。他说：“我一定要在写文章的前提下去看书，才能看得进。不为写文章而看书呢，看了以后就浅浅的，就记不清。”



父亲是把写作真正视作自己的生命。他脑子里还有好多东西没表达，觉得很难受。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口述我来帮你记。他说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他的风格、文笔只有他自己写。



2006年7月5日，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在上海图书馆开了首次上海资深出版人出版精神座谈会，对父亲和王勉(鲲西)、何满子、钱伯城、魏同贤进行表彰，认为他们集古籍编辑与专家学者于一身，是文史哲方面的专才与通才。



父亲最后一本书是《闭关录》。2007年7月15日上午10时20分，父亲在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1岁。7月20日，他的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

西夏名猪

现在的中国有点像80年代的暴发户 。。。

永无止境

一同悼念！

这是个文化泯灭的时代，悲哀的是，我们很多人还不自知，毫无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