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排骨鱼 于 2009-8-10 12:08 编辑
我们办的报纸在7月1日创刊了，《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全国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大报。
其中开设了一个专栏叫“海外中国学”，介绍国外中国研究和汉学研究方面的东西，我把文章贴在这里，供对学术有兴趣的朋友们讨论和批评，有高见还可以向我投稿，稿费虽然不高，但国际影响力不小。
第一期（7月1日）
编者按：
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始自中国与现代世界碰撞之初，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世界汉学已经成为枝繁叶茂的大树。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国际学术界在近50年来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也日益升温，有渐成“显学”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有学者说现在正是中国学者出国就业的好机会，因为虽然不少学科的投入都在减少，中国研究的教职和经费却在普遍增加。这也许是一句玩笑，但的确从一个角度显示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为了增加读者朋友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现状的了解，也为了提供一个中外学者交流碰撞的平台，本版开辟“海外中国学”专栏，不定期地刊发海外中国学方面的评论，报道最新的学术动态，介绍重要的机构、项目、学者和著作等。
本期我们邀请著名中国学专家、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对欧洲50年来的中国学发展做一梳理评论。下期我们将回顾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敬请读者朋友关注。
欧洲中国学50年
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从传统汉学中自然发展而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古典研究仍然占据欧洲汉学的主导地位，很少有人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大学的汉学院系和研究所才开始设置现、当代中国研究教职。如今，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的古典研究则处于守势。回顾欧洲中国学的发展，可辨识出清晰的三代。
第一代：争论“阶级斗争”观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影响最大的中国研究学者是法国索邦大学的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他提出的“转型社会”概念使其在7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大讨论中赢得了核心历史学家的盛誉。这一阶段的中国研究多采取一种“阶级斗争”视角，英国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铲除“所有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确保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德国的乔瓦尼•布鲁默（Giovanni Blumer）也是从阶级斗争角度对文革进行研究。然而，“阶级斗争”派仅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分析路径。杜勉（Jürgen Domes）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学》和《中国的政府和政治》等书中提出并发展了一种新观点：即功能/观念集团可能演变成宗派，恰恰是这些集团的存在主宰了中国的政治过程。由于指出了中国政治中存在着不止两个集团，杜勉的观点显然既不同于“两条路线斗争”，也不同于中国官方的自我表述。
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古典研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在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院（SOAS），施拉姆（Stuart Schram，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和沃克（Kenneth R. Walker）为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平台。施拉姆成为世界一流的毛 泽 东研究专家，沃克则被公认为英国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的奠基人。他的三位博士生（豪、亚什和诺兰）在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影响巨大。克里斯托福•豪（Christopher Howe）早在7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著述，自然应归于第一代学者之列。
第二代：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
第二代是指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和随后的“改革开放”过程的影响。毛 泽 东时代之后，中国社会立即进入了一个开放的时期，因而前往中国旅行和学习变得比较容易。在中国大学学习的欧洲学生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学生回国后把他们的新观点带入到传统的汉学研究所中。越来越多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这一现象进一步促进了基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的发展。传统的汉学研究机构开始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大学也最终允许设立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当然，仍有一些资深教授不情愿随波逐流。
第二代学者的研究主题和分析框架都发生了范式性变化。他们超越了中国官方的自我描述，开始质疑第一代学者的基本前提假设。第二代学者拒绝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范式，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中国政治在宗派和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他们重视社会力量和抗议现象，例如1978—1979年的社会运动。他们的研究兴趣还包括中央-地方关系，强调中国政治的空间维度，详细地考察个别省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少数学者则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比较宏观的层面上，来自中国的许多新统计材料引起了人们对经济研究（包括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研究）的关注。但是，许多受到第一代学者启发的第二代学者继续强调应系统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不是仅仅对事件的演变过程进行事实性描述。一些经济学家还对中苏或中印比较研究产生了兴趣；另有一些学者关注具体的部门，例如农业和粮食生产。1978年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欧洲学者加大了对中国科学技术以及技术转让和获取方式的研究。瑞典的隆德大学甚至在1978年成立了一个“研究政策研究所”，研究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国的科技问题。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同两个超级大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与此相关，中国国防机构和国防能力研究也引起了更多人的兴趣。已故的杰拉德•西格（Gerald Segal）的著作尤其值得关注，但他从未学习过中文，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并非第二代学者的代表。80年代末到90年代，对学术研究理论框架和经验基础的关注不断增强。1989年之后，欧洲的许多第二代中国研究学者重新开始关注社会运动。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关注中国社会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在1989年苏东阵营瓦解之后，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
第三代：方法论和新议题
欧洲的第三代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受过更为严格的方法论训练，他们都学习过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课程，例如社会调查和访谈技巧。他们中的许多人除了曾前往中国进行研究外，还对欧洲和美国的主要研究中心进行长期访问。
同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研究主题有所变化，但就其规模而言尚不能称之为范式革命。第三代学者并不特别关注宏观经济问题，也不再关心以前所重视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相反，他们开始研究政治机构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或者某些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等较为具体的问题。研究主题还包括干部管理、党的角色、党与新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腐败问题以及各级、各部门政府机构的运作。其他新主题包括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和认同、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海外华人的认同。在欧洲的商学院中，中国研究也开始升温。
当然，第二代学者仍然活跃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里。一些学者继续研究他们原来关心的主题，有些则关注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主题包括中央——地方的关系、市民社会、私营企业家和私营部门、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机构改革、人口政策和人口学，以及中国与西欧的关系。
欧洲中国学需要“一体化”
与20年前类似，目前欧洲的中国研究仍然集中在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和北欧国家。欧洲其他国家不仅研究机构分散，而且规模很小，有时只有一两位研究人员，也没有相关的研究项目。通过建设ECAN网络，欧盟委员会致力于把分散的研究机构和个人联合起来。但这并不必然提高研究质量，也不一定会增强欧洲较之美国的中国研究的竞争力。为增强实力，欧盟需要通过启动大型研究项目和吸收新一代学者来刺激当代中国研究。这也可以使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摆脱成员国资助体系的束缚。国家的小规模资助鼓励学者使用各自的语言进行研究和发表，并导致某种狭隘性。目前，第二代学者仍然主导着欧洲的中国研究，第三代学者正在发展壮大，新的第四代学者尚在若隐若现之际。 | 
发表于 2009-7-5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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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5 1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