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谁知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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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8 09:5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世间谁知茅于轼

这几年来，茅于轼的名字时常成为被攻击、被侮辱的对象。每一个人，似乎都是充满了正义感，认为茅于轼提出廉租房不应有单独卫生间，国家不应该建经济适应房，都是对穷人的蔑视，还有人认为茅于轼提出的不应保护18亿亩红线，是在卖国，是想让中华民族陷入到无粮可吃的境地。对茅于轼最近的一波攻击则是因为茅于轼提出房价高，不是因为开发商心黑，而是因为老百姓太有钱，把房子都买走了。

这些攻击茅于轼的文字，先不去说那些情绪化的谩骂，还有一些，似乎很理性，行文中很控制情绪，很有分寸感，说的都是茅于轼“糊涂”，没有“知识分子的良知”，比较客气的，是“好心办错事”，“不了解国情”之类。后面这一类的文字，不仅仅出现在网络上，很多上了有不小影响的纸质媒体，《中国青年报》之类。

我并没有读过茅于轼的学术专著，但看过他的《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等普及型著作，别人给他开设的博客中的文章也读过一些。在对他的文章越来越多的阅读中，我逐渐看到了文字之下那一颗关爱世人的仁者之心，联想到那些谩骂，我的思绪时常从面前的文字中逸出，去想到另一个人，想到另一个时代，就是明末的袁崇焕。

袁崇焕之死，是因为明代的朝廷，还有京城的平民百姓，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把袁崇焕当成了卖国者。现在，茅于轼遭到这么多的谩骂、攻击，也很像当年的情形。

拿茅于轼提出廉租房不应当有单独卫生间来说，那些攻击他的人，都是以为茅于轼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他看不起住廉租房的穷人，觉得穷人不配使用单独的卫生间。其实，茅于轼在自己的文章已经说了，在他看来，廉租房的目的，是提供给那些社会上最穷困的一部分人，而不是工资较低的中低收入者。对于那些根本没有买房可能，收入极为微薄，原本只能在瓦棚之类栖身的人来说，他们是彻底的弱势者，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居所，而不是追求多么舒适，多么整洁的房子。他们不会上网，没有学历，从事的都是城市里别人不愿做的工作。这些人，才是最需要廉租房的人。如果没有廉租房，可以说，除非命运发生转机，否则他们永远不能住进属于自己的楼房之中。这些人的数量无疑是很庞大的，他们都住进自己房子的愿望也是非常迫切的。所以，茅于轼才认为，为了防止廉租房也像经济适用房一样变味，成为有关系、有门路的人的猎物，到不了真正需要它们的人的手里，廉租房不应有单独卫生间，有室内的公用卫生间就可以了。结合廉租房目标人群的实际情况，茅于轼所提出的对廉租房的设想，是符合他们的需要的，是能够实现他们对生活的最初梦想的。

这个时候，再来看那些攻击茅于轼这一观点的人，其实没有弄清楚到廉租房究竟应该提供给哪些人。在他们的观念里，有意无意的认为，那些收入不太高，没有太强经济实力，但也想有一套自己房子的人，比如薪水一般的公司职员，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才需要得到政策的照顾，住进廉租房。确实，这些人无力购买那些每平米上万的商品房，其中很多人在住集体宿舍，或者是租房。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毕竟比上面提到的那些穷人好。他们中有的要准备结婚，有的要把父母接到北京，看起来确实急需房子，但他们的这种需求，如果和那些真正的穷人对有一个安身之所的需求相比，就没有那么迫切了。但是，这些人很多都受过高等教育，时常阅读报纸，懂得上网，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他们也“弱势”，但和那些生活在城市最脏乱的环境里的人相比，就又是“强势”了。他们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就成了一个似乎很有力量的舆论。他们理直气壮的认为自己应该得到国家的照顾，得到便宜又舒适整洁的居所，廉租房就是这样值得争取的好目标。这样，茅于轼提出廉租房中不应有单独卫生间，自然就触及到他们的痛处了。

我不想说他们是一群自私的人，只考虑自己，没有看到有比自己收入还低，居住条件更差的人。毕竟，那些真正的穷人，无力在公共场所，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无力让人看到自己的诉求，这样，他们的处境就没有进入太多人的视线，就被匆匆忽视掉了。我想说的是，那些攻击茅于轼这样观点的人，捍卫自己的利益并没有错，但是，这些人应该知道，并非因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或者自己关心“弱势群体”，就可以在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后，去攻击、侮辱他人。你们真正读懂茅于轼了吗，真正了解茅于轼观点后面的思考了吗？你们中间，有人是出于道德的洁癖，容不下和自己相左的观点？有的则何尝不是因为茅于轼的观点，涉及到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将得利益？

谈到“既得利益”，这就涉及茅于轼另一个饱受更多非议的观点，就是国家不应该建经济适用房。茅于轼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很明确，就是国家本身不能创造财富，国家花出去的钱，比如在经济适应房上免掉的各种税费，都是来自全体国人的劳动，所以，所谓的经济适用房，其实就是在全体国人的钱来帮一部分人买房，这样做是没有理由的。更何况，有很多经济适用房实际上是让有关系者买走了。

在茅于轼的文章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廉租房是提供给那些绝无可能买房的人的，哪怕是经济适用房，这些人都买不起。而国家是有义务给国民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的，所以，廉租房有其必要性。但是，经济适用房却定位于那些想买房却买不起高价的商品房的人。这些人其实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只是难以更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买不起成套的商品房。试问，国家为什么要出钱，拿全体纳税人的钱帮助这些人提高生活质量呢？（真让我惭愧，自己就住在这样一套经济适用房里）正确的方法是降低土地出让金，从而减低商品房成本，让房价降低下来。

就是这样的观点，在一些人看来，就是茅于轼要把买不起房的人推上绝路，是在为房地产商说话。我不习惯揣测别人的动机，不想去分析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因为自己看上了经济适用房这块廉价的蛋糕，生怕自己吃不到，才来攻击茅于轼。我想说的是，自己的命运，自己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国家能给与你的，社会能给予你的，是一些基本的条件。人不能把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希望寄托给高高在上的别人。房子是生活必需品，但一套有室有厅，上下水齐备，地段上乘同时价位低廉的房子就不是生活必需品。

这些关于茅于轼的误解，也有很多出自一些媒体的恶意炒作。这次茅于轼提出房价高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有钱买，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在相对详细的报道中看到，他是认为，中国贫富差距过大，收入畸高者钱来得容易，又没有可信赖的更多的投资渠道，自然往往就把钱投入到房地产。这就导致商品房价格虽高也有人买。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多人都看得出来的，但是有的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一背景，仅从茅于轼的论述中截取一句话，就是中国老百姓有钱买商品房，才导致商品房价高，在行文中还刻意让人把茅于轼原话中单指富人阶层的老百姓，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大多数人。

媒体的作用，还体现在对茅于轼更多观点的断章取义上。比如，茅于轼所提出的应提高大学学费的观点，其实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就是在提高大学学费的同时，高校也同时提高奖学金比例。这样，富家子弟所缴纳的学费，其实就变成了本来拿不起学费的穷人家孩子的奖学金了。这不但不会让穷人家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还能保证他们在上学期间的生活费。然而，在媒体报道中，就成了茅于轼要单方面的提高学费了。人们正为穷人子弟因为无力承担高昂学费失学而悲哀时，在媒体听到这样的声音，难免就对茅于轼产生误解。而媒体用意，有的是取悦于民粹主义，有的则更加高明，其取悦对象则不可说了。

当然，出现这么多的情况，也和茅于轼文章中某些特点有关系。他往往在一篇文章中，只是在就事论事的说事情，把观点的具体内容阐述了就算了，观点后面的比较深层一些的经济、社会、法律方面的原因，即使有文字说明，往往也仅仅是很简单的提及一下，没有展开分析。真正的分析文字，往往是放在另一篇多少有些学术色彩，用了不少专业术语的文章里。而且，这样的文章，标题就很专业化，令人望而生畏。这样，如果不把他的文章读全，是理解不到他的比较深层一些的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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