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来的不来，不该走的却走了

莲步青云

转载自星显的blog.

      有一则笑话，大概是讲一个请人吃饭的混人有口无心的三句话。他见客人未到，便自语道：“该来的没来。”闻此言，有人便不悦而走。他见有人走了，便又自语道：“不该走了却走了。”闻此言，余下坐着的也纷纷走了，席间便只剩了一个人。他于是委屈地叹道：“我也不是在说他们。”于是话音刚落，最后一个人也起身走了。

　　最近常去书店游走，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被码成一道书墙横亘在显眼之处，旁边的一台电视机喋喋不休地播放着传说中的《百家讲坛》。眼不见当然心不烦，只是声音似乎无孔不入，无论走到哪里都听得见她眉飞色舞的歪理邪说，就着实令人无奈。李敖同志在翻了高行健的《灵山》后感叹了一句：“你CAO我吧。”我在媒体扑天盖地的热烈宣传于丹的圈套下也禁不住听了一听，瞧了一瞧，听过瞧完后的感觉大概跟李敖不多，也就是跟良家少女自觉地把裤子脱了以欢迎LIUMANG的那种无奈的程度十分相似。

　　孔子的哲学当然不是“心灵鸡汤”，也并非所谓“小故事大智慧”，更不是什么“虚掩的门”之类流行于市井之中的感悟，也并不是“刘墉式的”故事与“卡耐基式的”说教的拼盘。戴着孔子的帽子，打着国学的旗号，而去想当然地兜售一些诸如“和尚背姑娘过河”的陈词滥调而又不着调的故事；道理的确头头是道，可是偏偏要向孔夫子这个“姑子”要她想要的“孩子”而霸王硬上弓，真是一桩现代的冤案。

　　当然，每个人都有表达他们感受的权利，所谓“我心中的论语”，每个人的解读自然不尽相同，信口开河讲授者们便往往以这样的理由去应对批评与非议，看似符合逻辑。不过可惜，他们所拥有的权利在最一开始就是与所谓的“每个人”的权利是极端不对等的。他们表达的权利（话语权）要远远超过普通的人，而在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与他们的话语权成正比“责任”时，他们又声称自己只承担普通人的责任，把自己的优势解读地位解释成“一个普通的读者”。两种不同角色的自然转换，让“责任”这个词越发无从谈起，于是便曲解与误读，但却无人负责。

　　“于丹们”还有一个似乎他们看来更为可靠的理由，他们声称自己的使命只是让大众关注，让人们发生兴趣，然后去读原著。且不说这样的“借尸还魂”是否恰当，更可悲的是，为了对自己的曲解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本应该是传播真知的老师们教授们，统统自动降格仅仅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却无本质区别的“图书推销员”。而不知就里的大众，明明被误导而浑然不觉不说，他们热情肯定“普通读者”“于丹们”的解读权借以肯定自己解读权利的企图，永远不会在这场初始地位就严重不平等的游戏中得以实现。

　　一方是所谓专家们的话语霸权，另一方是大众的语言暴力。无论二者有多大的不同，但他们相似却是对压迫权利的最大化追求与责任的最小化规避。社会良知的链条已被利益的机器所取代。

　　如今发表裸照已经不是稀奇的事件了，如今的问题只是以何种方式发布自己的身体而已，有人企图在情人节之前征到一百万个求爱者以证明自己是“万人迷”，有人在编造“用别针换别墅”的谎言，一名真实的精神病患者的打扮及在街头的行为被以为又是做秀的众人封为“XX哥哥”，广为传播。谁是真的精神病，谁又是精神的病者，这两个界限越来越模糊。这个世界，集体癫狂，我们拥有一切，只是渐渐失去了良知和施以良知的企图。

　　众生喧哗，言论自由？

　　前些日，意外而悲哀地知道，我所尊敬的学者李银河教授，因为“上面”有人叫她闭嘴，她不得不保持沉默。一个恶俗可以满天飞的时代，却容不得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良心。我们甚至可以用那么大的容忍之心去容忍庸俗，却不会包容或者理解那些真正的思想者。

　　我想套用在文章的开始所讲的那个笑话里的两句话做为结尾：该来的不来，不该走的却走了。

莲步青云

话语霸权，语言的悲剧。

我常和别人说，语言不是工具，是思想的载体。

现在想来是多么幼稚。不成为传播的工具，思想何所依托？

月光

真正百花齐放的时候还很远呢，所以李银河也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