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文学简介ZT(兼灌水赚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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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黎各文学
　　波多黎各曾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文学发展十分迟缓，始终受到本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西班牙的传统和美国以及安的列斯各国的文化的影响，形成错综复杂的矛盾。　
　
　　波多黎各浪漫主义文学的表现，开始于1843年出版的年鉴性合集《波多黎各年礼》，到次年出版的性质相同的《波多黎各文集》，浪漫主义色彩已相当明显。

　　19世纪开始，波多黎各的重要作家有：小说作家与诗人曼努埃尔·阿隆索(1822～1889)开风俗主义和克里奥约（即土生白人）主义的先声，他的诗文集《老乡》(1849)描写民间的风俗习惯如节庆、婚礼、舞蹈、斗鸡、赛马等,以大量民间土语、俗语写入诗文。浪漫主义小说家、诗人、戏剧家亚历杭德罗·塔皮亚－里韦拉（1826～1882）,思想激进,才华横溢，他的剧作《混血姑娘》(1867)反映种族歧视问题，他的长篇小说《柯弗雷西》(1876)描写一个海盗的一生。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回忆录《我的回忆》(1928)。
　
　　同时代其他浪漫主义作家还有诗人胡安·瓜尔维托·帕迪利亚 (1829～1896)、圣地亚哥·比达尔特(1827～1848) ，历史小说作家弗朗西斯科·马里亚诺·基尼奥内斯(1830～1908)，以及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小说家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洪科斯(1846～1928)。　　

　　波多黎各浪漫主义后期的重要诗人有：何塞·德·赫苏斯·多明格斯(1843～1898)，他深受西班牙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著有诗集《挽歌》和《白仙女》。何塞·高铁尔·贝尼特斯(1850～1880)，以贝克尔风格的宁静、忧郁的诗句歌唱祖国和爱情。洛拉·罗德里格斯·德·蒂奥(1843～1924)是终身流亡国外的热情的爱国者，为波多黎各和古巴的独立奔走呼号，与何塞·马蒂、里卡多·帕尔马、欧亨尼奥·马里亚·德·奥斯托斯等人为友。他的作品表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著有诗集《明亮与幽暗》(1885)、《我的歌》(1885)。其他诗人还有路易斯·穆尼奥斯·里维拉（1859～1916）、何塞·德·迭戈(1868～1918)、弗朗西斯科·贡萨洛·马林(1863～1897)。　
　
　　在19、20世纪交替时期,波多黎各重要的思想家、小说家是欧亨尼奥·马里亚·德·奥斯托斯(1839～1903)。　　

　　现代主义在波多黎各出现，要比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为晚，而且带有地区主义和克里奥约主义的倾向，乡土气息浓重，这多半由于波多黎各长期处于殖民地地位之故。代表作品有赫苏斯·马里亚·拉戈（1860～1929）的诗集《檀木箱子》(1927)，路易斯·略伦斯·托雷斯(1878～1944)的诗集《我的缪斯的幻景》、《交响十四行诗》、《大钟的声音》，比尔希利奥·达维拉 (1869～1943) 的诗集《土地的香气》(1916)、《从前的小村庄》(1917)。 　

　　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是自然主义。如曼努埃尔·塞诺·甘迪亚(1855～1930)试图写出一整套“病态世界纪事”，如实描写社会的弊病。马蒂亚斯·贡萨莱斯·加西亚(1866～1938)在《事件》(1893)、《埃尔内斯托》(1894)中描写了土生土长的劳动者艰苦的生活和遭遇。　
　
　　与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思潮同时，20世纪初的波多黎各作家中间,出现了题材上逃避现实、艺术上力求创新的倾向,但作品中仍然流露出对民族前途的关心。他们还提出各种先锋派的主义,如“迪埃帕利主义”、“悦耳主义”、“诺伊主义”、“超然主义”、“阿诺拉伊主义”等。其中埃瓦里斯托·里韦拉·切弗雷蒙特(1896～ )虽然并不标榜上述各种主义，但在《民主》杂志上提倡实验性诗歌，要求打破严格的格律的束缚，著有诗集《赫帕的杯子》(1922)、《诗集，1924～1950》。　　

　　诗歌创新中最突出的人物是黑人派(自称诺伊主义)诗人路易斯·帕莱斯·马托斯(1899～1959)，他的诗洋溢着对故乡和人民的热爱之情。稍晚的诗人胡安·安东尼奥·科雷特赫尔(1908～ )的诗集《阿古伊巴纳》(1932)、《樵夫》(1944)、《故乡》(1961),以明澈而富于音乐性的诗句歌唱人民的劳动，描绘乡村的景色和古老的风习。弗朗西斯科·马托斯·帕奥利(1915～ )抒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的热情，著有诗集《回声的居住者》(1937)和《遗忘的理论》(1941)。　　

　　这一时期在小说方面有恩里克·拉格雷(1906～ )的《火光》(1935)、《索拉尔·蒙托约》(1947)、《手的五个指头》(1951)、《花盆里的海藻》(1956)等。这些小说描写了波多黎各岛上的各种景象,各种活动,各种人物，其中心思想是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故乡故土的命运。其他小说家还有何塞·路易斯·贡萨莱斯（1926～ ），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阴影中》(1943)、《五篇血的故事》(1945)、《街头的人》(1948)、《在这一边》（1954）等。他的作品大多以劳动人民的痛苦、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种族歧视的凶残为题材。佩德罗·胡安·索托(1928～ )的作品有以在美国的波多黎各人为题材的小说《钉子》(1956)。　
　
　　在文学评论方面，突出的有文学评论家安东尼奥·佩德雷拉(1898～1939)的《解释和批评》(1942)，以及马戈特·阿尔塞·德·巴斯克斯(1904～ )、孔查·梅伦德斯(1904～ )、托马斯·布兰科(1900～ )等。　

　　40年代创刊的《塔》和《谐音》等杂志，在推动波多黎各文艺运动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在戏剧方面,著名的剧作家有雷内·马尔克斯(1919～ )、弗朗西斯科·阿里维(191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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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文学
　　白俄罗斯文学起源于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和基辅罗斯文学，开始于13至14世纪，即白俄罗斯形成时期。14世纪白俄罗斯归属于立陶宛大公国，白俄罗斯语言成为官方语言。17世纪立陶宛大公国并入波兰，殖民化与天主教统治在白俄罗斯加强。杰出的文化活动家弗兰齐斯科·斯科林纳（约1490～1541）对白俄罗斯文学和文学语言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他曾将《圣经》、《赞美诗》等20余种著作译为白俄罗斯文出版。16和17世纪中，所谓辩论文学有很大发展。费利波维奇、卡尔波维奇、波洛茨基等，都为反对天主教封建思想而斗争。但在天主教反动势力的压制下，白俄罗斯书面文学在17世纪末开始衰落，只有民间文学中还保存着反对民族压迫的精神。18世纪末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合并，但文学发展的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只能以抄本流传，因而许多作品后来均已失传。19世纪初出现了重要长诗《塔拉斯在帕尔纳索斯山上》，作者不详。这首长诗表达了对被压迫农民的同情,对农奴制的憎恨,语言丰富，形象生动。著名农奴诗人巴甫柳克·巴赫里姆也属于19世纪前半期，生卒年月已难考证。他的父亲曾因参加农民起义被判死刑。巴赫里姆则因写诗反对地主被罚当兵，四部诗集也遭没收，流传至今的仅有诗一首。在卡林诺夫斯基领导的农民起义时期(1863～1864)，有过不少用白俄罗斯语写的诗歌和诗体宣言（包括卡林诺夫斯基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反动作家雷平斯基的作品则反映了波兰农奴主和民族主义者的利益，以牧歌情调描绘农民生活。这个时期白俄罗斯自由主义贵族文学的代表人物是诗人和剧作家杜宁－马尔青凯维奇(1807～1884)，他在农奴解放前写的作品中,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农民的劳动,但也美化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和宗法制的农村生活。在60年代以后写的作品中，尖锐地刻划了沙皇官吏的贪污受贿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他的作品虽然有其局限性，但至今仍有艺术和认识上的价值。19世纪后半期白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是鲍古舍维奇(1840～1900)。他出生于小贵族家庭，上过彼得堡大学，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1863年，他参加卡林诺夫斯基的起义队伍,战斗中受伤,流亡乌克兰达15年之久。最初的两部诗集《白俄罗斯牧笛》(1891)和《白俄罗斯弦音》(1894)，都以假名发表。他熟悉农民生活,诗中充满对社会的抗议精神,可以说是白俄罗斯现实主义的代表。80至90年代的民主主义诗人中，较著名的有扬卡·鲁钦纳(1851～1897)、阿达姆·古里诺维奇(1869～1894)、阿利盖尔德□阿布霍维奇（1840～1905）、费利克斯·托普契夫斯基（生卒年月不详）等。扬卡·鲁钦纳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铁路上任职。他的诗触及了白俄罗斯农村的阶级矛盾。　　

　　1905至1907年的俄国革命席卷了白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白俄罗斯第一个革命女诗人乔特卡(1876～1916)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她出生于贫农家庭，经过艰苦奋斗，曾就学彼得堡高等师范学校,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早期诗集《自由的洗礼》和《白俄罗斯的琴》(均为1906)充满反对专制的激情。小说《在血染的田地上宣誓》(1906)号召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后期诗中有孤独忧伤的情绪。这个时期革命文学创作的高峰，是两位大诗人扬卡·库帕拉（1882～1942）和雅库布·柯拉斯(1882～1956)的诗歌。另一位著名的白俄罗斯诗人马克西姆·鲍格丹诺维奇(1891～1917)出生于教师家庭，他的父亲同高尔基有长期的友谊。他写有小说《音乐家》(1907)和诗集《花环》(1913)等。他的创作活动处于文学中“为艺术而艺术”倾向盛行、颓废悲观情绪泛滥时期，但他的诗接受民间诗歌影响,洋溢着革命和民族解放思想,对劳动人民怀有真挚的同情。这个时期还有两位诗人：季什卡·加尔特奈伊(1887～1937)，以工人生活为题材；扬卡·茹尔巴(1881～1964)，主要表现农民生活。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是兹米特洛克·皮亚杜利亚(1886～1941)，他的早期小说真实地表现了白俄罗斯农民的生活和心理。　
　
　　白俄罗斯民族长期遭受立陶宛、波兰领主和俄国官吏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的语言和文学备受摧残，但白俄罗斯文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顽强地发展着。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白俄罗斯于1919年从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建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给白俄罗斯社会主义的新文学开拓了新的天地。　　

　　诗歌在新的白俄罗斯文学中占有主要地位。恰洛特的长诗《赤脚站在火场上的人》(1921)是20年代反映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老一代作家（如库帕拉、柯拉斯、皮亚杜里亚、加尔特奈伊等）都陆续创作出新的诗歌和小说。30至40年代，特别是在白俄罗斯解放后，一批新的作家进入白俄罗斯文坛，如布罗夫卡、潘琴柯、唐克、彼斯特拉克、克拉皮瓦等。50年代中，白俄罗斯的长篇小说《深流》(沙米亚金著)、《明斯克方向》（梅列日著）、《难忘的日子》（雷恩科夫著），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农业集体化，在50年代白俄罗斯的小说和诗歌中，仍然是主要的题材。但是年轻一代的作家是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场战争。布雷里(1917～ )、阿达莫维奇(1927～ )、贝科夫(1924～ )等人的作品，代表了白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在全苏联获得了广泛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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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文学
　　巴西文学的历史，可分为两大时期：殖民地文学时期和民族文学时期。

　　殖民统治时期的巴西文学以佩·瓦·德·卡米尼亚(？～1500)向葡萄牙国王报告发现巴西经过的信件为开端。信件对巴西的风土人情作了详尽的描绘,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许多葡萄牙的冒险家、历史家也来到巴西，他们以史诗等形式记录了殖民者对当地居民的征战,并对自然景物作了描述,这就是巴西最早的文学作品。一些出生于葡萄牙的作家如若泽·德·安希埃塔神父(1534～1579)、加夫列尔·苏亚雷斯·德·索萨、曼努埃尔·达·诺布雷加(1517～1570)等，为巴西文学奠定了基础。他们大多数的作品都以巴西红木森林为题材，描写累西腓州普通人民的生活。

　　17世纪，受西班牙作家贡戈拉的夸饰主义文风的影响,巴西文坛上巴罗克-贡戈拉派的诗歌风靡一时。17世纪后半叶，巴西的诗歌开始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是格雷戈里奥·德·马托斯·格拉（1633～1696），他不仅写爱情诗和田园诗，而且还写了许多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腐朽的作品，被称为“地狱的嘴巴”。18世纪上半叶,巴罗克—贡戈拉派诗歌走到了极端，以曼努埃尔□贝特略□德·奥利维拉(1636～1711)于1705年写的长诗《帕尔纳索斯的音乐》为突出代表。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甘蔗种植园为题材，描绘巴伊亚州的自然风光。　
　
　　18世纪中叶以后，巴罗克—贡戈拉派诗歌仅在统治阶级的客厅中流行，成为宫廷文学。同时，以内地矿区米纳斯吉拉斯州为中心，涌现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和诗人，使巴西文学在一个不很长的时期内重新出现了繁荣。其代表人物是若泽·巴西利奥·达·加马(1741～1795)，他的长诗《乌拉圭》(1769)记述了1756年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同乌拉圭的印第安人的一场战争。地方色彩最浓的是弗雷·若泽·德·圣塔·里塔·杜朗(1722～1784)的史诗《卡拉穆鲁》(1781)，以描写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而著称。此外,还有托马斯·安东尼奥·贡萨加(1744～1810)的《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1792)。这个时期的作品大多以采矿为题材，描写米纳斯吉拉斯州人民的生活。　
　
　　1822年巴西独立，文学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民族文学时期。在欧洲文学的影响下,浪漫主义作品开始出现。巴西的浪漫主义文学明显地从印第安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诗歌中汲取了营养，具有自己的特色。多明戈斯·若泽·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1811～1882)开始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他于1832年发表的第一部《诗集》还是典型的古典主义的作品，而4年以后,在《诗意的叹息和思念》中，就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风格。
　　
　　巴西文学产生了三代浪漫主义作家。第一代在诗歌方面有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和获“民族诗人”称号的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1823～1864)；在散文方面有若阿金·曼努埃尔·德·马塞多（1820～1882）和若泽·马蒂尼亚诺·德·阿伦卡尔 （1829～1877）；在戏剧方面,主要以路易斯·卡洛斯·马丁斯·佩纳(1815～1848)为代表。第二代作家受拜伦的影响，但是作品题材狭窄，情调低沉，受到“忧世”和“世纪病”的侵蚀，多以悲剧为结局。其代表人物是诗人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阿尔瓦雷斯·德·阿塞维多（1831～1852）、卡济米罗·德·阿布雷乌(1839～1860)等。第三代作家已开始向现实主义过渡，他们极力冲破主观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束缚,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代表人物是“山鹰派”诗人安东尼奥·弗雷德里科·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他的诗作猛烈抨击封建帝制和奴隶制度的罪恶，博得“奴隶歌手”的称号。小说家阿尔弗雷多·德·埃斯克拉格诺尔·陶奈(1843～1899),以“陶奈子爵”的笔名著称于世。他以描写马托格罗索战役的《拉古纳的撤退》(1871)而驰名。他的作品题材不像一般地区性作家那样狭窄，而以鲜明的巴西特色为世人所称道。巴西最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应推若泽·德·阿伦卡尔，他的主要作品是真实反映印第安人生活的小说《瓜拉尼人》(1857)。此外，若阿金·达·西尔瓦·贝尔纳多·吉马朗埃斯(1825～1884)也是比较重要的作家。　　

　　巴西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要比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为早。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德·阿尔梅达 （1831～1861）的《一个民兵军官的回忆录》（1852）是巴西现实主义小说的雏形。但第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是阿卢伊西奥·坦克雷多·贡萨尔维斯·阿塞维多（1857～1913）的《姆拉托》（1881）。小说对巴西社会作了大胆的评论。小说家若阿金·马里亚·马查多·德·阿西斯 (1839～1908)擅长于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作品反映了巴西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前后的社会变化。主要有《布拉兹·库巴斯的死后回忆》(1881)和《金卡斯·博尔巴》(1891)等。劳尔·达·阿维拉·蓬佩亚（1863～1895）则是另一类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以自传体小说《书院》(1888)闻名。此外还有埃库拉诺·马科斯·因格莱斯·德·索萨(1853～1918)、多明戈斯·奥林皮奥·布拉加·卡瓦尔坎蒂(1850～1906)、恩里克·马克西米利亚诺·科埃略·内托(1864～1934)等。这个时期高蹈派诗歌流行，重要的有被誉为“星星诗人”的奥拉沃·布拉斯·马丁斯·多斯·吉马朗埃斯·比拉克（1865～1918），“鸽子诗人”赖蒙多·达·莫塔·阿塞维多·科雷亚（1860～1911）和安东尼奥·马里亚诺·阿尔贝托·德·奥利维拉(1859～1937)等。　　1893年黑人作家和诗人若昂·达·克鲁斯·伊·索萨(1861～1898)发表了《盾》和《弥撒书》，为巴西文学开辟了新路。他尝尽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之苦，但又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到幻想中去寻求解脱，成为象征主义的代表，被称为“黑天鹅”。宗教诗人阿方索·恩里克斯·德·科斯塔·吉马朗埃斯(1870～1921)，是《马里亚纳的市政法官》（1905）和《乞丐》（1920）的作者。作品逃避现实,大多描写死亡和自然景色,带有宗教色彩。欧克利德斯·罗德里格斯·皮门塔·达·库尼亚(1866～1909)的《腹地》(1902)，是巴西文学中著名的作品，由于揭露了卡努杜斯战役的真相，被称为“复仇的书”。若泽·佩雷拉·达·格拉萨·阿拉尼亚 (1868～1931) 是巴西现代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于1902年发表《伽南》,被称为“问题小说”,或称“思想小说”。书中通过两个刚到巴西的德国人之口，讨论了巴西的民族和国家的形成问题。此外，埃米利亚诺·戴维·佩尔内塔(1866～1921)、马里奥·维洛祖·帕拉尼奥斯·佩德内拉斯（1868～1915）、奥古斯托·卡瓦略·罗德里格斯·多斯·安若斯（1884～1914）、若泽·本托·蒙特罗·洛巴托(1882～1948)等作家，也有相当的影响。
　
　　1922年 2月在圣保罗市大剧院举行的“现代艺术周”，是巴西现代文学的开始。各文学流派的重要代表参加了活动，其中有格拉萨·阿拉尼亚、若泽·奥斯瓦尔德·德·索萨·安德拉德（1890～1954）、马里奥·劳尔·德·莫赖斯·安德拉德(1893～1945)、保罗·梅诺蒂·德尔·皮基亚（1892～ ）、罗纳尔多·德·卡瓦略(1893～1935) 等。此后不久,涌现了一批新的创作道路的开拓者，《马库奈伊玛》(1928)的作者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垃圾堆》(1928)的作者若泽·阿梅里科·德·阿尔梅达（1887～1969）为其先驱。以后登上文坛的有若热·亚马多（1912～ ）和埃里科·维里西莫(1905～1977)等东北地区的作家，奥克塔维奥·德·法里亚(1908～ )和马尔克斯·雷贝洛(1907～ )等城市小说家和心理小说家，以及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1902～ ）、若热·德·利马（1895～1953）等诗人。其中最有才华和最负盛名的是东北地区派的作家，代表人物有若泽·林斯·多·雷戈（1901～1957）、拉谢尔·德·克罗斯（1910～ ）、格拉西利亚诺·拉穆斯(1892～1953)和若泽·亚马多。他们的最大特点和主要倾向是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　
　
　　从1945年到现在，巴西的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突出的人物是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1908～1967)。他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小说的文体、主题、语言等方面进行了革新。1956年发表的《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集中代表了他所作的这种尝试。这部作品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巴西内地蛮荒的世界。　　

　　巴西当代作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阿多尼亚斯·阿吉亚尔（1915～ ）、瓦尔多米罗·弗雷塔斯·奥特兰·多拉杜（1926～ ）、 克拉丽赛·利斯佩克托尔(1924～1977)、奥斯曼·林斯（1924～ ）、赛西莉娅·梅雷莱斯(1901～196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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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文学
　　在中古时期，巴斯克语的口头文学如民歌、谣曲等，十分发达。贵族妇女也往往自编歌曲演唱，大多歌颂英雄事迹。　
　
　　16世纪出现的第一本巴斯克文著作，是贝纳尔·德契帕雷（生卒年不详）的《巴斯克文初作》(1545)，其中既有宗教故事，也有民间传说。以后其他宗教著作相继出现。值得一提的是：佩德罗·德·阿克苏拉尔（生卒年不详）在1643年出版的《在这之后》，以几个小故事劝告世人及时忏悔。　

　　1764年,成立了“巴斯克同乡之友协会”,促进了巴斯克文化的发展。其创建者之一萨维尔·马里亚·德·摩尼贝（生卒年不详），在这一年以巴斯克文写了一部喜歌剧《可笑的醉汉》。　　19世纪初，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巴斯克文学，若望—马丁·伊里巴伦（生卒年不详）出版长诗《埃斯卡尔杜纳克》(1853)，歌咏乡土的风景和习俗。埃却洪（原名彼埃尔·托佩特，1786～1862），以其浪漫主义的抒情诗著称。　　

　　其后，优秀的抒情诗人辈出，如：若望—巴普蒂斯特·埃利桑布鲁(1828～1891)，印达莱西奥·比斯卡隆多(1831～1876),以及何塞·马里亚·伊帕拉吉雷(1820～1881)，他在1851年所作的《吉尔尼克的树》一诗,成为巴斯克人的国歌。　
　
　　1877至1880年，出版了第一部巴斯克文诗集，即何塞·曼特罗拉编辑的《巴斯克诗歌》。1880年，巴斯克文报纸《巴斯克时代》创刊。　
　
　　同一时期突出的作家有：多明戈·阿基雷 (1864～1920) ，著名乡村小说《加罗亚》(1912)的作者；埃瓦里斯托·德·布斯丁萨(1866～1929)，短篇小说作家和新闻记者；若望·埃切帕雷(1877～1935)，散文作家和小说作家；以及诗人儒尔斯·摩利埃(1888～1958)。另一位诗人萨维尔·德·利萨尔迪(1896～1933)，原名何塞·马里亚·阿吉雷，被认为是现代巴斯克文学中最有独创性的抒情诗人。同时代的诗人尼古拉斯·德·奥马埃切亚（1888～1961），则以其长诗《尤卡尔杜纳克》(1950)闻名。　　

　　内战以后，巴斯克文学受到压制，巴斯克文的书籍被禁止出版，巴斯克作家被迫流亡国外，其中有小说家胡安·伊格纳西奥·伊拉苏斯塔，诗人华金·德·采特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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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文学
　　指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两河流域文化最繁盛时期的文学。文学作品以史诗和叙事诗为主，用楔形文字刻在泥版上，得以保存，并经亚述人广为传播，对西亚不少民族的神话传说，特别是希伯来人的宗教神话，以至基督教的圣经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创世神话《埃努玛·埃立什》是巴比伦文学中流传极广的一部作品。它记载在七块泥版上，以故事开头的几个字“埃努玛·埃立什”为名。它叙述创造天地、星辰、万物和人类的故事，反映人们对光明、幸福的追求和对黑暗的憎恶，也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现象的原始的理解。《伊什塔尔下降冥府》源于苏美尔时代的神话故事《印尼娜降入冥府》，写爱情与生命之女神伊什塔尔为拯救植物之神坦姆兹而进入地狱，经七重门，逐件剥去饰物，并被囚禁。于是百草凋零，万木枯萎，自然界陷入一片混乱。天神害怕人类灭亡后无人献祭，不得不将两神救出。于是草木随之复苏，自然界恢复生机和繁荣。故事反映了古代人民试图解释四季更迭和万物荣枯的原因。　　

　　《咏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巴比伦文学中杰出的著作。早在苏美尔时期就有关于吉尔伽美什的故事，经巴比伦人综合加工，形成一部完整的史诗。乌鲁克的统治者吉尔伽美什一身“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他驯服了天神派来的原始人恩启都，两人结为密友，协力杀死怪物，救出女神伊什塔尔。他拒绝女神的爱情，并杀死前来复仇的天牛，遭到失去恩启都的惩罚。在极度悲痛之中，他决定探究人类永生的方法。历尽艰辛，了解到当年大洪水时乌特纳庇什廷得到永生的经过，并潜入海底，取得了长生草。可是归途中长生草被蛇吞食。回到乌鲁克后，在神的帮助下与亡友之灵相会，方始明白人类不能永生。史诗反映古代人民对自然法则和生死秘密的探求以及对神权的鄙视。　
　
　　《咏正直受难者的诗》叙述一个老实人履行了对神和国王的全部义务，依然遭受苦难，因而对神和宗教教义发生了怀疑。《主人和奴隶的对话》通过12个问答揭示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对抗和矛盾，奴隶主对奴隶的依赖。两篇作品反映了巴比伦社会的斗争，说明反对传统宗教的思想已经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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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文学
　　巴拿马于1903年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在此之前，这个地峡国家有成就的作家都与哥伦比亚文学有关系。1914年竣工的巴拿马运河，不但赋予这个新生共和国以国际地位，而且使它的文学也呈现出独立的民族特色。　
　
　　独立时期的巴拿马文学，主要表现在现代主义的诗歌方面。1892年现代主义诗歌奠基人鲁文·达里奥的来访，推动了这一诗歌运动的发展。达里奥·埃雷拉(1869～1914) 成为当时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的重要诗人之一。建国以后,在民族文学运动中,诗人里卡多·米罗（1883～1940）于1907年创办现代主义倾向的杂志《新典礼》，发表了诗集《飞檐》和《寂静的道路》。在散文方面，则以胡斯托·阿罗塞梅纳(1817～1886)最为著名。

　　建国初期,社会动荡,作家着重反映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其中突出的有奥克塔维奥·门德斯·佩雷拉(1885～1954),他也是巴拿马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华金·贝莱尼奥以描写城市生活著称，他的著名的小说有《绿色的月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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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文学
　　巴勒斯坦于16世纪初即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19世纪下半叶,巴勒斯坦人民开始反抗奥斯曼的统治,文学也随之开始复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以后巴勒斯坦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与斗争，在文学上都有反映。赫利勒·贝德斯(1875～1949)的长篇小说《继承人》(1920)、短篇小说集《思想的舞台》(1924)，赛福丁·伊拉尼的短篇小说集《第一程》、《来自人群》,奈贾提·绥德吉的短篇小说集《忧伤的姐妹》，穆萨·侯赛尼的长篇小说《一只母鸡的回忆》(1943)等，描写各阶层人们的生活，表达了对殖民主义者的不满,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诗人阿卜杜·凯里姆·卡尔米（艾布·赛勒玛）（1917～1980）、易卜拉欣·图甘(1905～1941)和阿卜杜·拉希姆·迈哈穆德等的诗作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给阿拉伯传统诗歌增加了清新的艺术特色。　
　
　　1948年5月后,大批巴勒斯坦难民逃离家园。巴勒斯坦文学从此分为被占区文学和流亡区文学。　　

　　被占区文学　开始时只有农村流行的一些民歌，这些民歌表现了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以后，艰难的环境造就了一批诗人。他们的诗歌摆脱了悲观失望情绪，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迈哈穆德·达尔维什(1941～ )的长诗《巴勒斯坦情人》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表达了作者与祖国同命运的感情。陶菲格·齐亚德(1936～ )在《决不能》一诗中抨击了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指出巴勒斯坦是不可征服的。塞米哈□卡西姆(1939～ )在《道路之歌》(1964)、《我满手鲜血》(1967)等诗集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和感情。陶菲格□法亚德(1939～ )的长篇小说《被损毁者》，揭露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黄色的街道》表现了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社会中的苦闷。迈哈穆德·舍吉尔的短篇小说《别人的面包》、叶海亚·耶赫里夫的短篇小说《第一天》等揭露了以色列社会中的阶级压迫，反映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被占区的作家大多遭到迫害,或被监禁，或被迫流亡。巴勒斯坦被占区文学又有“抵抗文学”之称。　

　　流亡区文学　初期的作品带有失望和思乡的情绪。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作品的基调也起了变化。如女作家赛米拉·阿扎姆(1927～1968)的短篇小说《又一年》，描写分界线两边亲人难以相会，情调凄凉。后来写的《因为他爱他们》则表现为愤怒的呐喊。格桑·卡纳法尼的中篇小说《阳光下的人们》(1963)，暗示人们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才有出路。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也更加广泛。叶海亚·耶赫里夫的短篇小说集《母驹》，赖沙德·艾布·沙维尔的短篇小说集《回忆往昔》、长篇小说《情人》，赛勒瓦·巴娜的长篇小说《大河彼岸的新娘》等，表现了游击队员的生活和斗争。宰因·阿比丁·侯赛尼的短篇小说《海米斯先死去》，歌颂了一对恋人为了解放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精神。格桑·卡纳法尼的中篇小说《塞阿德大妈》塑造了一个坚持斗争的妇女形象。迈哈穆德·里马维的短篇小说《小穆罕默德的疑问》表现了儿童的觉醒。诗歌方面，有哈伦·哈希姆·拉希德(1927～ )的《和流亡者在一起》(1953)、《革命的土地》(1959)，女诗人法德娃·图甘(1920～ )的《孤独度日》(1952)、《在关闭的门前》，阿卜杜·凯里姆·卡尔米（艾布·赛勒玛）的《流亡者》(1953)、《祖国颂》(1959)、《以我之笔》(1971)等。　

　　巴勒斯坦现代文学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诞生的，不少诗人和作家为了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在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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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文学
　　1606至1767年间，巴拉圭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与外界隔绝,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相比,它的文学的发展较为迟缓。1811年取得独立,建立共和国,巴拉圭文学才有起色。这时有著名的小说作家欧亨尼奥·博加多 (1830～1868)和诗人纳塔利西奥·德·马里亚·塔拉韦拉(1839～1867)。1870年后，巴拉圭与邻国之间的战争结束,政治局势比较稳定，文学开始兴盛，涌现一批优秀的作家，其中有何塞·塞贡多·德科德(1848～1909)，他写了第一部巴拉圭文学史。文学评论家曼努埃尔·贡德拉(1872～1927),著有《美洲文学家传》。曼努埃尔·多明格斯（1896～1935）,著有《种族的灵魂》和《巴拉圭:它的伟大和它的光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三位有影响的女作家：埃尔西利亚·洛佩斯·德·布隆贝格、特雷莎·拉玛斯·卡里西莫·德·罗德里格斯·阿尔卡拉、孔塞普西翁·莱耶斯·德·查韦斯。　
　
　　浪漫主义诗歌出现较晚，代表人物有伊格纳西奥·阿尔维托·帕内(1880～1920)、胡安·埃米利亚诺·奥莱亚里(1880～1969)、亚历杭德罗·瓜内斯 （1872～1925）等。进入20世纪后,有著名的诗人埃洛伊·法里尼亚·努涅斯(1885～1929)，诗作有《百年之歌》和《卡梅内斯》等。其他诗人还有曼努埃尔·奥尔蒂斯·格雷罗（1897～1933）、巴勃罗·马克斯·因斯弗兰 (1894～ )、莱奥波尔多·拉莫斯·希梅内斯(1895～ )和埃里夫·坎波斯·塞尔韦拉(1908～1953)。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人埃尔维奥·罗梅罗(1927～ )，著有诗集《碎裂的日子》和《根下的太阳》。此外，还有一些用瓜拉尼语写作的作家,如纳西索·科尔曼(1880～1954)、加夫列尔·卡萨克西亚(1907～ )。在戏剧方面，有何塞·阿尔图罗·阿尔西纳（1897～ ）、胡利奥·科雷亚(1890～1953)等著名剧作家。　　
　　
　　巴拉圭现代小说家中，著名的有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1917～ )，他的小说《叶丛雷声》、《人的儿子》、《我,至高无上者》,以新颖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反映了巴拉圭的现实。其他作家有纳塔利西奥·贡萨莱斯(1897～ )、胡安·斯特凡尼奇(1889～ )、何塞·比利亚雷霍(1907～ )、贝尼尼奥·卡萨克西亚·比沃利尼(1907～ )、何塞·马里亚·里瓦罗拉·马托(1917～ )、乌戈·罗德里格斯·阿尔卡拉 (191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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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近现代文学
　　埃及经历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近300年的统治,文学处于衰落状态。19世纪上半叶，埃及的阿拉伯文学仍然没有多大发展，作家们沿袭传统，用韵文进行创作，讲究音韵和骈丽，注重雕琢词句。埃及近代文化复兴的先驱雷法阿·塔哈塔威(1801～1873)的《巴黎纪行》和阿里·穆巴拉克 (1823～1893)的4卷本小说《伊勒木丁》(1881)都用韵文写成。至于诗歌,也受旧传统的束缚,停滞不前。 　

　　埃及近现代文学的发展首先是由于埃及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长，重视发掘和研究文学遗产；其次是西方文学的影响；第三是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报刊的出现，给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繁荣。　　

　　19世纪中叶，埃及人民开展的反英斗争，在文学领域有广泛的反映。这一时期的作品既表达了作家个人的感受，也反映了时代和民族的感情。诗人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1838～1904)参加了阿拉比领导的反英斗争，后长期被放逐锡兰岛（今斯里兰卡）。他的诗歌充满深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在阿拉伯诗歌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散文方面，著名作家有阿卜杜拉·奈迪姆(1843～1896)、哲马伦丁(1838～1897)和穆罕默德·阿卜杜（1845～1905）以及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赛阿德·宰额鲁勒(1860～1927)等。他们的文章和演说洋溢着爱国主义感情。作家卡西姆·艾敏(1865～1908)、著有《妇女的解放》(1899)、《新女性》(1906)，他提倡妇女解放，主张进行社会改革。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1872～1963)、瓦里尤丁·耶昆（1873～1921）的散文都比较闻名。穆斯塔法·卢特菲·曼法鲁蒂(1876～1924)的小说和散文集《泪珠集》(1915)、《观点集》 （3卷，1925～1926），文笔典雅流畅，感情真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这一时期埃及作家的创作继续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作家穆罕默德·穆韦利希(1858～1930)的小说《伊萨·本·希沙姆对话录》（1906），假托穆罕默德·阿里时代死去的艾哈迈德帕夏于19世纪末复活，与说书人伊萨·本·希沙姆两人在埃及各地旅行，以古论今，对警察制度、法庭和风俗习惯等方面提出了批评。这部作品虽然模仿西方的长篇小说，实际上还是一部韵文故事。侯赛因·海凯勒（1888～1956）的中篇小说《宰奈卜》（1914），用规范的阿拉伯语夹杂一些方言写成。它描写埃及农村青年的封建婚姻的悲剧。 穆罕默德·台木尔(1892～1921)和迈哈穆德·台木尔(1894～1973)兄弟也以写小说闻名，后者是埃及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者。易卜拉欣·马齐尼(1889～1949)的长篇小说《作家易卜拉欣》(1931)和阿拔斯·迈哈穆德·阿卡德(1889～1964)的长篇小说《萨拉》(1937)，都属反映社会道德问题的作品。陶菲格·哈基姆(1898～ )的长篇小说《灵魂归来》(1933)，描写1919年埃及人民的武装起义。他还以在司法部门的工作经历为题材，创作了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1937)。作家塔哈·侯赛因(1889～1973)的自传体小说《日子》三部(1929、1939、1962)，记述了20世纪初埃及农村和伊斯兰教学府的生活，反映了新旧思想的斗争，描绘了埃及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为争取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它是阿拉伯新文学重要的散文作品。此外，伊萨□奥贝德(?～1923)发表了短篇小说集《伊哈桑太太》（1921）和《苏里娅》（1922）。 谢哈泰·奥贝德 （?～1961）发表了《痛苦的教训》。他们兄弟俩的作品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妇女解放问题。叶海亚·哈基(1905～ )、迈哈穆德·塔希尔·拉辛(1894～1954)、易卜拉欣·米苏里(1900～ )和侯赛因·法齐等组织了现代学社。这时期的作家逐步摆脱旧传统的束缚,努力表现新的生活和环境,反映人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切身问题。许多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实主义成了埃及文学创作中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许多新的作家，不少作品描写了工人、店员、知识分子以及农民的生活。其中著名作家有纳吉布·迈哈福兹(1912～ )，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两宫之间》(1956～1963)等，描写一个埃及家庭几代人的生活经历，反映了近代埃及社会的变迁。作家阿卜杜·拉赫曼·舍尔卡维(1920～ )擅长描写农村生活和塑造农民形象。他的长篇小说《土地》(1954)和《农民》(1968)，分别反映了20年代末与60年代农民的生活，赞颂了他们反对封建、反对官僚的迫害的斗争。作家尤素福·伊德里斯(1927～ )的小说集《最便宜的夜晚》（1954），反映了普通埃及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烦恼与忧愁。作家阿卜杜·拉赫曼·哈米西(1920～ )的许多作品如《永不干枯的血迹》、《血染的衬衫》(1953)等，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作家伊哈桑·阿卜杜·古杜斯(1919～ )的作品揭示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以塑造不同类型的妇女形象来表现。他的《有个男人在我们家》（1957）是描写抗击英国占领军、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长篇小说。作家尤素福□西巴依(1917～1978)著名的小说有《伪善之地》(1949)、《水夫死了》(1954)和《还我的心吧》（2卷,1954）。法特希·阿尼姆(1924～ )著有小说《失去影子的人》等。　
　
　　近20至30年来，在短篇小说方面较著名的作家有尤素福·沙鲁尼 (1924～ )、穆罕默德·绥德基(1927～ ) 、赛尔窝·阿巴泽(1927～ )、艾德瓦尔·哈拉图(1926～ )、迈哈穆德·赛阿德尼、赛阿德·迈卡维、萨布里·穆萨、苏莱曼·法亚德等。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近年来埃及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揭露了现实中许多阴暗现象，敢于向腐败、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挑战。此外，揭露前掌权者劣迹的所谓暴露文学，也曾风靡一时。　　

　　埃及现代诗歌的发展也受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影响，这时期著名的诗人有艾哈迈德·邵基(1868～1932)、哈菲兹□易卜拉欣(1871～1932)和赫利勒□穆特朗（1872～1949）。他们是阿拉伯复兴派诗人的杰出代表。在诗人艾哈迈德·扎基·艾布·沙迪（1892～1955）倡议下，在开罗成立了“阿波罗诗社”。邵基创作的6部诗剧中,《克娄巴特拉之死》(1929)和《莱伊拉的痴情人》(1931)是古典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此外，阿卜杜·拉赫曼·舒克里(1886～1958)、易卜拉欣·马齐尼和阿拔斯·迈哈穆德·阿卡德等“笛旺派”（即“诗集派”）诗人，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他们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此后较著名的诗人有艾哈迈德·扎基·艾布·沙迪、阿里·迈哈穆德·塔哈(1902～1949)、阿齐兹·阿巴扎(1899～1973)和艾哈迈德·拉米(1892～ )等。埃及当代较突出的诗人是萨拉哈·阿卜杜·赛布尔（1931～1981），著有诗集《故乡的人们》(1957)、《古代骑士之梦》，(1965)和《夜行记》(1971)等。　　在戏剧方面，最先介绍西方戏剧的是黎巴嫩剧作家马龙·奈卡什(1817～1855)，他翻译并参加演出了莫里哀的喜剧《吝啬鬼》(1847)。以后又有穆罕默德·奥斯曼·贾拉勒（1828～1898）、纳吉布·苏莱曼·哈达德(1827～1899)等人翻译英、法作家的剧作。法拉哈·安东（1861～1922）的《新旧开罗》于1913年第一次上演，它暴露了埃及社会的黑暗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戏剧艺术的先驱者之一迈哈穆德·台木尔写的反映社会问题的《炸弹》(1943)和《第十三号防空洞》(1943)，受到好评。陶菲格·哈基姆的剧作从古代埃及法老、伊斯兰教先知的事迹以及西方古典神话中汲取题材。代表作有《洞中人》(1933)和《山鲁佐德》(1934)等。他也有反映社会现实的剧本，较著名的有《社会剧二十一种》(1950)。他的作品着重于哲学、伦理的分析，有的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　　自50年代中期起，由于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节目的需要，国家奖励戏剧团体的演出，以及新剧团上演新的剧目，促进了埃及戏剧创作的发展。戏剧作者除了蜚声剧坛几十年的老一辈剧作家陶菲格·哈基姆外，几乎所有现代作家和诗人都参与剧本创作，如诗人阿齐兹·阿巴扎创作的9部诗剧,获得国家表彰奖。尤素福·伊德里斯、阿卜杜·拉赫曼·舍尔卡维、 拉沙德·鲁什迪 （1915～ ）、阿卜杜·拉赫曼·哈米西、努阿曼·阿舒尔、赛阿德丁·瓦赫白和法里德·法拉吉等，创作了许多富有现实意义的哲理剧、社会喜剧、历史剧和童话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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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文学
　　澳大利亚虽然是一块古老的土地，但在欧洲人登陆之前，当地的土著民族仍处于原始公社时期,无文字,仅有萌芽状态的口头文学。18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成为英国殖民地，陆续有大批英国流放犯定居，以后才逐渐产生了见于文字的文学作品。因此，澳大利亚文学实际上是英语文学。　
　
　　澳大利亚文学起始于殖民时期（1788～1890），以流放犯和乡野劳动者的口头歌谣为开端。帕特森搜集编纂的《古丛林歌》(1905)就是这一时期的歌谣汇集，其中大多抒发被侮辱与被压迫者的感受，有较多的民主精神。最早在澳大利亚出版的诗集是英国官员巴伦·菲尔德(1786～1846)的《澳大利亚诗歌的第一批果实》(1819)，但艺术性不高。随后出现一批当地出生的诗人：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斯(1793～1872)、查尔斯·汤普森(1806～1883)和查尔斯·哈珀(1813～1868)等,其中哈珀较为突出,他受英国诗人弥尔顿、华兹华斯和雪莱的影响,擅长描绘景色和叙事。继之而起的亚当·林赛·戈登(1833～1870)在当时颇负盛名,但意境不高，著有《丛林歌谣与跃马曲》(1870)等。亨利·肯德尔(1839～1882)是这个时期造诣较高的诗人，以抒情诗见长。　　

　　小说的出现较迟于诗歌。最早类似小说的作品是流放犯亨利·萨弗里(1794～1842)写于狱中的《昆塔斯·塞文顿》(1830)。但在1850年前后，游记、回忆录等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它们向英国本土介绍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及殖民者的生活情况。后期，这种形式的作品更接近于小说。较有影响的作品是亨利·金斯利（1830～1876）的《杰弗里·哈姆林回忆录》(1859)、马克斯·安德鲁·希斯洛普·克拉克(1846～1881)的《无期徒刑》(1874)和托马斯·亚历山大·布朗(1826～1915)的《武装抢劫》(1888)等，这些作品描写了放牧漫游、流放囚犯、绿林好汉、淘金致富等典型的澳大利亚生活场景,其中最突出的是《无期徒刑》，作者根据历史材料，在作品中揭露了澳大利亚早期的殖民流放制度。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成就都不甚突出,基本上囿于英国作家和文学流派的影响,没有形成澳大利亚文学自己的风格特色。多数作品在艺术上也不够精湛，特别是小说，往往侧重于叙述故事，忽视人物形象的刻划和心理描写。　

　　19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酝酿成立联邦，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同时，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袭击了澳洲大陆，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生活愈加贫困，加之工作条件恶劣，因此，工人纷纷组织工会，举行罢工，争取民主，要求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蓬勃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给澳大利亚文学带来了新面貌。1880年约·费·阿基布尔德所创办的《公报》杂志公开提出“澳大利亚属于澳大利亚人”的口号，宣传激进主义、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形成了“公报派”，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发展。阿·乔·斯蒂芬斯（1865～1933）担任编辑之后，开辟“红页”，大力扶植青年作家，提倡创作短篇小说和“丛林歌谣”，并组织出版长篇小说。在他的倡导下，许多作家踊跃创作，出现不少优秀作品，形成了繁荣的创作局面。民谣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尤为突出。　　

　　约瑟夫·弗尔菲（1843～1912）和亨利·劳森(1867～1922)是这个时期创作成就最大而且最有影响的两个作家。弗尔菲是工人出身的小说家和诗人。他的长篇小说《如此人生》(1903)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丛林风光和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有明显的民主精神，语言生动幽默，生活气息浓郁。劳森既写诗也写短篇小说，出版过诗集《在海阔天空的日子里》(1896)和短篇小说集《当罐里的水沸腾的时候》(1896)等14部作品。他的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表达了人民反抗压迫和要求民主、自由的强烈愿望；他的小说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塑造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歌颂他们的优秀品质。语言多用劳动人民的口语，朴实生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从现实出发，具有澳大利亚特色。他们对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此外，短篇小说作家还有：幽默作家阿瑟·霍伊·戴维斯(1868～1935)，反映流放犯生活的威廉·阿斯特利(1854～1911)，反映海洋生活的乔治·路易斯·贝克（1855～1913），反映工人生活的爱德华·乔治·戴森(1865～1931)。迈尔斯·富兰克林(1879～1954)的表现男女平等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光辉历程》于1901年发表，被誉为“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亨利·汉德尔·理查逊(1870～1946)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善于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她的三部曲《马奥尼的命运》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歌谣创作的代表是安德鲁·巴顿·帕特森（1864～1941），他搜集整理并创作了大量的歌谣，有些在谱曲以后广为流传，《雪川来客》(1895)等诗至今为人传诵。其他著名诗人有玛丽·吉尔摩(1865～1962)和克里斯托弗·布伦南(1870～1932)等。前者的诗具有明显的民主性，而后者的诗作中较多地表现出了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　
　
　　在诗歌和短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下，澳大利亚民族戏剧艺术也有所发展。1909年剧作家威廉·穆尔 (1868～1937) 发起，每年举行一次“澳大利亚戏剧晚会”。随后，路易斯·埃森(1879～1943)与万斯·帕尔默（1885～1959）等人共同组织了“先驱演员”团体。同时，出现了一批反映人民生活与斗争的剧本，如埃森的《时机尚未成熟》(1912)、帕尔默的《黑马》(1922)、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1883～1969)的《先驱者》(1922)等。　　
　　20世纪2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小说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帕尔默继承了劳森、弗尔菲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了反映劳工运动的著名的三部曲：《戈尔康达》(1948)、《播种时期》(1957)和《大家伙》（1959）。普里查德是澳共的创始人之一和重要左翼作家，她写过多部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小说和剧本。小说《库纳尔都》(1929)是最早的一部反映白种人和土著人关系，并对土著人寄予深切同情的小说。战后的金矿三部曲《沸腾的九十年代》(1946)、《黄金的里程》(1948)和《有翼的种子》(1950)描绘了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历史的一个侧面。在战后到60年代初将近20年的时间里,左翼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如弗兰克·哈代(1917～ )以长篇小说《不光荣的权力》(1950)抨击了社会的黑暗;艾伦·马歇尔 (1902～ )擅长刻划儿童心理，以自传体小说《我能跳过水坑》(1955)著称；工人作家约翰·莫里逊(1904～ )则主要反映工人生活，著有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蔓延中的城市》(1949)等。　　

　　30年代至40年代在澳大利亚文坛上有一些关于文学流派和文艺观点的论争。30年代初期，与诺曼·林赛有关的“幻影派”诗人反对文学艺术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他们有意识地探求一种表现形式，以取代风行一时的“丛林歌谣”，在诗歌创作上过于追求形式美。代表诗人有肯尼斯·斯莱塞（1901～1917）、罗伯特·菲茨杰拉尔德(1902～ )等。1938年雷克斯·英格默尔斯(1913～1955)发起了“津狄沃罗巴克运动”。“津狄沃罗巴克”是土语“合并”、“融合”的意思。英格默尔斯认为文艺家只有和澳洲本土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创作出具有美感的好作品；主张作家、诗人应该从土著民族的艺术、诗歌和传说中汲取营养。尽管这一运动没有产生出突出的诗人和作品，但自19世纪90年代之后，是他们首先从新的角度提出民族文学的口号，也是他们首先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土著民族的文化的。这些观点吸引了一批青年诗人，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影响很大。40年代初期，马克斯·哈里斯(1921～ )创办诗刊《愤怒的企鹅》，提倡先锋派诗歌，即在诗歌创作上袭用英美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方法。　
　
　　同时，意识流小说开始传入澳大利亚。继切斯特·弗兰西斯·科布（1899～1943）之后，帕特里克·怀特(1912～ )在小说创作上着意运用意识流手法，并取得了突出成就。《人类之树》(1955)、《暴风眼》(1973)等都是他的成功之作。他的小说注重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语言运用上也有独到之处。因此,怀特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得到这种荣誉的作家。其他著名的作家还有克里斯蒂娜□斯特德(1902～ )，著有《悉尼的七个穷汉》（1934）等。哈尔·波特(1911～ )具有独特的风格，用词刻意求新，除短篇小说外，诗歌创作也很突出。伦道夫·斯托(1935～ )的小说在写法上接近怀特，但多以西部生活为题材。托马斯·基尼利(1935～ )是一位多产作家，共有14部小说和3个剧本。克里斯托弗·考什(1932～　 )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风格清新，被认为是近年来一位优秀作家。　　当代诗人中最著名的是阿历克□德温特□霍普(1907～ )，此外还有朱迪思·赖特(1915～ )、戴维·坎贝尔（1915～1979）、詹姆斯·麦考莱(1917～1976)、道格拉斯·斯图尔特(1913～ )等。　　戏剧自50年代以后有了较快的发展，主要剧作家有亚历山大·布佐 (1944～ )、戴维·威廉逊(1942～ )、杰克·希伯德(1940～ )、巴利·欧克莱(1931～ )、约翰·罗默里尔(1945～ )等。近10年来，剧院上演的澳大利亚戏剧不断增加，这些剧本大多着力反映澳大利亚现实生活，有强烈的时代感，语言生动，富有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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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萨语文学
　　印度东南部奥里萨邦人民的文学。8、9世纪时的《佛教唱诗》被认为是它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但阿萨姆语和孟加拉语学者也各认为是他们民族文学中最早的作品。13世纪中叶的萨勒拉·达斯被认为是奥里萨语文学初期的代表，他曾根据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等改写成《维楞伽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钱迪往世书》等作品。这时还有阿尔琼·达斯，著有《罗摩之光》一诗；杰登耶·达斯，著有《毗湿奴往世书》。中世纪前期有伯勒拉姆·达斯、贾格纳特·达斯、叶肖文德·达斯、阿南德·达斯和阿朱达南德·达斯，称为“五友诗人”,他们继续改编古代的史诗,作品的语言接近民间口语。此后出现了一些散文作品（如迪瓦格尔·达斯的《贾戈纳特传记》）和不少以神话为题材的诗歌，其中对神话中人物悉多和罗陀的描写尤其细致，艳情色彩较浓。著名的诗人有乌本德尔·庞吉(1685～1725),他根据神话传说写的诗有《悉多游乐》、《黑天传奇》等。18世纪时,有不少诗人注重反映现实生活。布勒吉纳特·伯德杰纳(1730～1795)的《战争的波浪》是描写奥里萨人对马拉提人作战的诗篇。奥里萨语的现代文学发展比较缓慢，曾受孟加拉语和印地语文学的影响。作家帕吉尔·莫汉·塞纳伯迪(1843～1918)的长篇小说《六亩八分地》(1898)是他的代表作，描写一家没有子女的穷苦织工种姓的一对夫妇受高利贷者欺骗剥削的故事。他的其他作品大多揭露统治阶级的□诈，描写下层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拉塔纳特·拉耶(1848～1908)的长诗《吉尔卡》描写吉尔卡湖泊的各种景色，被认为是奥里萨文学中的重要作品。他的自由体长诗《伟大的历程》取材于《摩诃婆罗多》，只完成三分之一，企图表现印度的历史。默图苏登·拉沃(1853～1912)写了不少虔诚诗歌，他与帕吉尔、拉塔纳特号称文坛三杰。19世纪末的诗人南德基肖尔·巴尔长于描写农村生活，他的抒情诗中引用了不少民歌民谣，他的《村景》怀念昔日农村的宁静、幽美的生活。根格特尔·梅赫尔(1862～1924)利用神话中的故事写诗，他的《女苦行者》中的悉多被塑造成理想女性的典型。高伯本图·达斯(1877～1928)创办“寺院学校”，团结了一批作家，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的主要作品有《圣诗》和《本迪尔自传》等。此后有一群受孟加拉语文学影响较大的作家，自称“绿色派”,出版《时代的弦琴》杂志,代表人物是伽林迪吉尔纳·巴尼格拉希(1901～ )和拜贡特纳特·伯德纳耶格(1904～ )，他们合著的长篇小说《春天》曾轰动一时。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进步主义”作家，其中的萨吉达南德·拉乌德·拉耶著有长篇小说《小乡村的图画》和《手稿》，他的诗集《1962年的诗》曾获1963年印度文学院奖。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有戈比纳特·摩汉迪(1914～ )和甘胡查伦·摩汉迪(1904～ )，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边远地区土著居民的生活或农村生活，两人都曾获得印度文学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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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文学
　　“奥地利”这个名称在历史上最早出现在976年,它当时是巴伐利亚的东部边陲，故得名奥地利，即“东方之国”。此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奥地利的发展同其他讲德语的地区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独立的奥地利文学从何时算起就成了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有人认为,奥地利文学在19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前后才显示出自己独特的特征；有人认为，1918年奥匈帝国崩溃以后奥地利文学才正式形成；也有人认为，只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真正独立的奥地利文学。多数学者认为，奥地利文学应从奥地利正式形成时算起，即起始于10世纪。　　

　　早在10世纪以前，基督教已传入阿尔卑斯山区和多瑙河流域。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教育中心，僧侣是唯一掌握文化的阶层，因此最早有文字可查的文学是僧侣文学。僧侣们根据《圣经》传说编写各种形式的作品，宣传“苦行”、“遁世”思想，谴责一切要求现世快乐的思想和行为。僧侣埃索(生卒年不详)写的《埃索之歌》(1063)就是这种文学的代表作。　　

　　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僧侣们的取材范围不再限于圣经故事，世俗生活也成为选材的对象。大约在1145年以前由许多人陆续编撰而成的《皇帝编年史》和兰姆布莱希特（生卒年不详）的《亚历山大之歌》(1150)，写的都是世俗皇帝的事迹。他们反抗世俗封建主对教皇的威胁，并对抗当时盛行的骑士精神和骑士文学。与此同时，僧侣文学也在不知不觉地接受骑士文学的影响，亨利希·封·梅尔克（生卒年不详）的《忆死》(约1150)已对骑士精神不持否定态度。　　

　　同僧侣文学相对立的是骑士文学，它产生于10世纪中叶。开始时骑士文学深受僧侣文学的影响，但到12至13世纪，它取代了僧侣文学的统治地位。骑士爱情诗是骑士文学的一种主要形式，它是从法国传入的行吟诗与奥地利民歌相结合的产物。在它的早期阶段，骑士爱情诗歌颂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代表作家是封·德尔·屈伦贝格（大约生活在12世纪中叶）和迪特玛尔·封·艾斯特（约死于1171年以前）。12世纪末，骑士爱情诗成了骑士为女主人“服务”的手段，歌颂一个假想的“女郡主”的“高贵”品质。这种诗所表达的感情矫揉造作，形式千篇一律。主要代表是赖因玛尔·封·哈格瑙（约1160～1210）。他的学生瓦尔特·封·德尔·福格威德(约1170～1230)写的骑士爱情诗很快就突破了他的程式，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创新，使骑士爱情诗发展到了顶峰。福格威德不仅是中世纪优秀的抒情诗人，同时还是伟大的政治诗人。他为维护皇权反对教权写了许多优秀的政治诗歌。　　

　　骑士文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叙事体的骑士宫廷史诗，大型英雄史诗《尼贝龙根之歌》（约1200）是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部作品。它的诗体与早期骑士爱情诗极为相似。从作品的结构和风格看，它出自一个人的手笔。根据作品所描写的背景和景物，作者是帕绍一带的人。由此推断，《尼贝龙根之歌》是奥地利人写的作品，是奥地利中世纪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　

　　奥地利也有人写另一种骑士宫廷史诗。这种史诗取材于外国古代传说或基督教传说。不过大多摹仿或抄袭德国作家哈特曼·封·奥埃等人的作品，只有德尔·施特里克(约1250)写的《繁花似锦山谷中的达尼尔》（约1215～1220）是例外。他编写的德语文学中第一部笑话集《教士阿米斯的笑话》（约1230）却是一个贡献，它是骑士文学向早期市民文学过渡的先兆。
　
　　14世纪，骑士文学趋于衰落，早期市民文学逐渐兴起。笑话的出现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笑话是一种诙谐的讽刺文学,它讽刺对象有教会和世俗的封建主,也有农民。它主要在民间口头流传。15世纪中叶，法兰克福特(约1420～1490)把民间流传的笑话集中到牧师封·卡伦贝格身上，编成《封·卡伦贝格牧师的事迹》(约1450)。　
　
　　骑士爱情诗在14世纪也走向衰落,奥斯瓦尔德·封·沃尔肯施泰因(1377～1445)是最后一位著名的骑士爱情诗人，他的诗歌已具有明显的市民文学的特征。此后盛行起来的是民歌。民歌主要是由手工业工人创作并演唱。到了16世纪,出现一种“愚人歌曲”的民歌形式,内容主要是现实生活中新发生的事件，因而有“歌曲报纸”之称。　
　
　　维也纳和当时在奥地利管辖下的布拉格是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人文主义的代表是《波希米亚的阿克曼》（约1400）的作者约翰内斯·封·萨茨(或泰佩尔)(1350～1414)、亨利希·德尔·泰希讷(1310～1327)和采尔蒂斯(1459～1508)等。他们的作品宣扬维护人的尊严。　　

　　16世纪奥地利文学成就最大的是戏剧，在学校里经常演出宗教和世俗内容的戏剧，形成了所谓“学校剧”，代表人物是雷布（约1506～1546）。但是，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戒斋节剧”的发展。奥地利的戒斋节剧与德国的纽伦堡戒斋节剧由于历史来源不同在风格上有很大差异。早在12世纪阿瓦夫人(约死于1127)就创立了以《圣经》故事为内容的宗教剧。到14世纪，从宗教剧发展出一种“内德哈特剧”的世俗剧，奥地利的戒斋节剧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奥地利是旧教的堡垒，它一直处于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势力的统治之下，同时它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基地，因而阻碍了15、16世纪的早期市民文学的发展，宫廷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对17世纪奥地利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事文学创作的，除了王公贵族外，就是为宫廷服务的受过教育的市民。他们不再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和要求,而是迎合宫廷的趣味,表现理想化的宫廷生活。他们用拉丁文写作，抄袭模仿外国作品，专讲形式和技巧，“巴罗克”风格盛极一时。

　　17世纪奥地利文学中最发达的仍是戏剧。为了对抗宗教改革,宣传天主教的思想,发展出一种用拉丁文写的“耶稣会剧”。它在技巧方面有所发展，但内容都是正统的天主教思想。比德尔曼（1578～1639）是它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雷亨帕赫（1634～1706）是另一种宗教剧“本笃会剧”的主要代表，这种戏剧也宣传天主教思想，不过态度温和一些。小说方面，成就最大的是贝尔(1655～1705),他继承了格里美豪森的传统,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他的作品具有反宫廷的性质。代表作有《德意志的冬夜》(1682)和《夏日有闲情逸致的人》(1683)。当时还流行一种说教文学，阿拍拉罕(1644～1709)是它的代表。　　

　　在各种宗教戏剧盛行的同时，民间出现一种专事打诨逗趣的滑稽剧，由业余或职业演员流动演出。1706年，施特拉尼茨基(1676～1726)组织剧团，在维也纳市郊演出。他重新创造了早已流传的汉斯·乌尔斯特这个丑角的形象，写了许多“历史大剧”。他创立的“古维也纳民间喜剧”很快就流传开来，并取代了巴罗克风格宗教剧的主导地位。　　

　　18世纪中叶，奥地利文学进入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和共济会在奥地利是并行发展的，共济会所提倡的宽容、个性自由发展、乐于助人、博爱等思想,是启蒙运动思想的重要内容。1761年,佐嫩菲尔斯(1733～1817)建立了“德意志协会”，1765年编辑出版道德周刊《没有偏见的人》。布卢毛尔(1755～1798)于1782至1784年主编维也纳启蒙运动亦即共济会的机关刊物《维也纳写实报》，并主编《维也纳文艺年鉴》。奥地利的启蒙运动作家,大多是在德国启蒙运动作家影响下从事创作的。布卢毛尔受德国作家维兰德的影响，戴尼斯(1729～1800)则把德国作家克洛卜施托克作为效法的榜样。佐嫩菲尔斯致力于戏剧改革。他在《维也纳舞台通信》(1768)和《杜绝临时编词的必要性》(1770)两文中反对演员在演出时即兴编词，反对汉斯·乌尔斯特这种专门打诨逗趣的丑角；要求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为榜样，创作和演出必须严守一定的规则。他介绍西欧的启蒙运动思想，批评当时戏剧中的混乱状态，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忽略了18世纪初兴起的“古维也纳民间喜剧”的大众性。他的主张遭到了哈夫纳（1731～1764）的反对，哈夫纳把所谓“汉斯·乌尔斯特喜剧”发展成为维也纳“大众剧”，被誉为“大众剧之父”，对赖蒙德和内斯特罗伊有很大影响。　
　
　　18世纪，奥地利在文学方面并无突出的建树。到了19世纪，才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格里尔帕策(1791～1872)是19世纪第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他创立了奥地利的古典剧。他的艺术倾向属于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范畴，但他作品的题材完全是奥地利的。《鄂托卡国王的幸福和结局》(1825)是他的代表作，在艺术上可与席勒的《华伦斯坦》比美。赖蒙德（1790～1836）克服了原来充斥于“大众剧”中的低级庸俗的噱头，创造了富于幻想和幽默的童话剧和魔术滑稽剧，把“大众剧”提高到新的水平。　　
　　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在它的影响下,奥地利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这时的重要作家大多是民主主义者。内斯特罗伊(1801～1862)也是“大众剧”的作者，他不仅在艺术上净化和提高了这种深受民众欢迎的戏剧形式，而且给它贯注了民主主义和社会批判的内容，因而成为1830年以后深受欢迎的剧作家。西尔茨菲尔德长期侨居美国，他的小说对美国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作了真实的描写，把美国的民主制看作欧洲的榜样，在写作技巧上也有创新。1848年革命以前，奥地利也涌现出一批“倾向诗人”,最主要的是奥尔斯佩格(1806～1876),他的诗集《一个维也纳诗人的散步》(1831)猛烈攻击梅特涅政权，遭到查禁。莱瑙(1802～1850)也是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和创作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倾向诗人”。他作为诗人在同时代的德语文学中仅次于海涅，他的不少优秀诗篇一直被人称颂。　　

　　1848年革命失败，影响所至，使文学脱离现实的倾向增强，作家回避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寄情于山水和远离资本主义大都市的乡村。施蒂弗特(1805～1868)在1848年以前的作品还具有革命的激情，以后的作品就流露出一种悲观低沉的情调。他对人物心理和生活细节的刻划真切入微，对自然景色的描绘也亲切感人，但他的作品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人物苍白无力。萨尔(1833～1906)是很有才华的作家,他的哀歌和中篇小说在艺术上很有成就，但压抑忧伤的情感模糊了作品的民主主义倾向，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冲淡了作品社会批判的意义。　　

　　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奥地利文学中的社会批判的因素明显增加，出现了安岑格鲁贝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也以故乡为背景，写乡村的生活。但他并不着重写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而是写乡村的社会斗争。他不仅揭露天主教势力对奥地利农村的统治,而且鞭笞资本主义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同时，他把“大众剧”提高到了古典戏剧的水平。19世纪下半叶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有埃布纳－埃申巴赫（1830～1916）、戴维（1859～1906）、屈恩贝格（1821～1879）、弗兰佐斯(1848～1904)等。　
　
　　19世纪末，奥地利文学流派纷繁，人才辈出。“青年维也纳”是当时有影响的一个文学团体，与它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作家,尽管哲学和艺术观点不完全相同,但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感到憎恶，预感到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已无可挽回。他们厌恶现实，鄙弃现实，但对现实发展又迷惑不解，于是就逃向梦幻世界。他们否认现实是艺术表现的对象，认为只有人的内心世界才是艺术应该表现的对象。他们在艺术上刻意求工，认为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形式的完善。他们不仅反对当时正在盛行的自然主义，而且要与整个19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决裂。　　巴尔(1863～1934)是“青年维也纳”理论方面的代表，施尼茨勒(1862～1931)是创作方面的代表。施尼茨勒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用于文学，他的戏剧打破了传统的格式，他的小说抛弃了叙述故事的手法，对20世纪的“现代派”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作家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与“青年维也纳”也有过联系，同时也一度是德国“格奥尔格派”的重要成员。他的诗歌音韵优美，剧作对话典雅，情节和人物都是寓意象征性的，主题是超时代的“永恒的”生与死、苦与乐等的斗争。　　
　　在布拉格，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涌现出一批举世瞩目的作家。卡夫卡(1883～1924)、布罗德(1884～1968)、恩斯特·魏斯(1882～1940)、韦尔弗(1890～1945)都是生活在布拉格讲德语的犹太人。共同的社会处境，使他们成为朋友，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布拉格派”。他们的艺术倾向并不完全相同，但孤独和压抑是他们作品的共同基调。他们在文学上各自都作出了贡献，其中最杰出的是卡夫卡。他的作品情节离奇怪诞,环境陌生可怖,人物的精神状态孤独绝望。他批判现实，但现实又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人只能听任它的摆布。这种神秘悲观主义是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当普遍的社会思潮。他的艺术手法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被誉为现代派文学的大师。　　

　　里尔克(1875～1926)是出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作家，也享有世界声誉。他与德国的“格奥尔格派”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区别。他在现实中感到孤独痛苦，但仍希望现实能有所改变，他不象格奥尔格那样完全逃向远离现实的纯艺术的虚幻世界中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表现主义兴起，《蒸馏瓶》是奥地利表现主义的一份重要刊物。特拉克尔 (1887～1914)是重要的表现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曾在《蒸馏瓶》上发表。克劳斯(1874～1936)在表现主义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他利用所主编的《火炬》杂志猛烈攻击社会的各种弊端，在奥地利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他的代表作剧本《人类的末日》(1918～1919)广泛地反映了战前奥地利的生活，是奥地利第一部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王朝崩溃，奥匈帝国解体，这是奥地利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人们思想中引起巨大的震动。探讨哈布斯堡王朝由盛到衰的原因就成为战后文学的重要主题。约瑟夫·罗特(1894～1939)的《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和《先王墓室》(1938)是两部内容衔接的长篇小说，描写1859到1938年奥地利的历史变迁。穆齐尔(1880～1942)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没有个性的人》(1930～1943)通过众多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战前奥地利的社会画面，把奥地利社会看作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他不满足于表现社会的外貌，而通过精采的对话、生动的议论和深刻的心理分析着重揭示人物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他的小说不仅内容深沉，而且写作手法也别具一格，是这个时期奥地利成就最大的作家。　　

　　另外，布罗赫（1886～1951）的三部曲《梦游者》(1931～1932)写德国从1888至1918年的发展，试图揭示德国帝国主义崩溃的过程。他对现存世界持否定态度,认为在这个专讲“实用”的社会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失去了本来的价值。斯特凡·茨韦格(1881～1942)和霍瓦特(1901～1938)是这个时期深受人们欢迎的作家，他们分别在传记文学和戏剧创作方面有所建树。　

　　1938年希特勒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大部分作家投身反抗法西斯统治的斗争,或流亡国外,或保持沉默。1945年战争结束，奥地利文学在战前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策兰(1920～1970)和巴赫曼(1926～ )是战后初期的两位著名诗人，他们继承了霍夫曼斯塔尔和特拉克尔的传统。他们渴望在一个虚幻的世界找到真正的“人性”，认为现实世界充满欺诈和谎言，甚至连与现实相联系的语言也说不出任何真实的东西。他们自造语言，用隐语和比喻来表达思想，让读者通过联想和猜测来体会他们最隐蔽的感受。　
　
　　策兰和巴赫曼的诗在奥地利引起很大反响。维也纳的诗人结成了“维也纳派”进行所谓“语言革命”，他们认为诗歌不再是通过表现现实来激发人的感情，给人以娱乐和安慰，而是进行“语言革命”的试验场所。这些诗人是阿特曼(1921～ )、阿赫莱特纳(1930～ )、吕姆(1930～ )、维因纳(1935～ )和拜尔(1932～1964)等。1960年左右,“维也纳派”的活动达到了顶峰，1964年拜尔自杀以后，就自行解散。　　

　　1958年格拉茨的画家和摄影师等在“城市公园”咖啡馆结成“城市公园论坛”俱乐部。1960年以后一些作家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因而在格拉茨出现了奥地利战后文学的第二个中心，它的成就主要在戏剧和小说方面。战后初年奥地利戏剧继承了战前古典剧和民间戏剧的传统,西方出现的各种时髦戏对奥地利并无多大影响。1960年左右，“维也纳派”诗人在热衷于写所谓“具体诗”时，有人试图把这种诗的原则和手法运用于戏剧。“维也纳派”的试验并没有成功，而格拉茨中心的作家却完成了这一转变。他们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戏剧手法，采用超现实主义和荒诞派戏剧的表现手法，创作所谓“反戏剧”。这些剧作家标新立异，从事“语言革命”。其中最著名的是汉特克(1942～ )；此外，属于这一派的剧作家还有鲍尔(1941～ )。

　　战后奥地利的小说也经历了类似戏剧的发展过程。多德勒尔(1896～1966)继承了战前的传统，探讨奥地利的历史发展。他的代表作《斯特鲁德霍夫梯道或梅尔策和深重的年代》(1951)和《恶魔》(1956)是两部内容呼应的小说，分别展现了奥地利从1911至1925年和1926至1927年的社会画面。战后登上文坛的艾兴格(1921～ )写作超现实主义的小说，贝恩哈特(1931～ 　 )否定传统，从事“试验”。成就最大的是“城市公园论坛”的首领汉特克,他的“反小说”没有连贯的故事,层次错杂，时空混乱，语言含混。“城市公园论坛”的小说家还有弗里施穆特(1941～ )和盖哈尔特·罗特(1942～ )等。　　

　　70年代萨尔茨堡两位青年小说家英纳霍夫（1944～　　）和沃尔夫格鲁伯(1944～ )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写自己的经历，反映下层人的命运，在写作手法上也有现实主义成分。有人认为萨尔茨堡是继维也纳和格拉茨之后奥地利的第三个文学中心，并可能代表奥地利文学今后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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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文学
　　爱沙尼亚人民从12、13世纪以来，经常遭受异族的入侵与统治。最初的文学是民间口头创作，1535年用爱沙尼亚文出版了路德新教的教义问答，19世纪中叶民族文学才开始诞生。　　

　　爱沙尼亚民族文学的创建者费尔曼(1798～1850)和克列茨瓦尔德(1803～1882)，首先开始搜集有关爱沙尼亚人民史诗《卡列维波埃格》的资料。费尔曼死后，克列茨瓦尔德继续完成这一巨著的编辑工作，奠定了爱沙尼亚民族文学的基础。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爱沙尼亚政论家卡·雅科布松(1841～1882)、女诗人柯伊杜拉(1843～1886)、小说家鲍恩晓埃(1862～1923)等人继续发展爱沙尼亚的文学，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了爱国主义的精神。柯伊杜拉的诗集《田野的花朵》(1866)和《埃玛欧基的夜莺》(1867)，充满对祖国的热爱，为爱沙尼亚人民所传诵。她同时又是爱沙尼亚戏剧的创建者。　　

　　从18世纪末叶起，现实主义在爱沙尼亚文学中迅速发展，以维尔德(1865～1933)的作品为代表。他的长篇小说《在严峻的土地上》（1896）、《铁手》(1898)和描写爱沙尼亚农民反对农奴主伯爵统治的斗争的三部曲《马赫特拉之战》(1902)、《安尼卡的请愿者》(1903)、《先知马特斯维特》(1905～1908)，最早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1905至1907年的俄国革命在爱沙尼亚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诗人佩格尔曼(1875～1938)、利连巴赫(1870～1928)、苏伊茨(1883～1956)和散文作家图格拉斯(1886～1971)等人的作品，都反映了人民的革命愿望。他们也是文艺团体“青年爱沙尼亚”的组织者。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年代里(1920～1940)，坦姆萨列(1878～1940)、休蒂斯泰(1899～1945)、巴尔巴鲁斯（瓦列斯，1890～1946）、奥·雅科布松(1904～1963)、桑佩尔（1892～1970）等进步作家，都继续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传统。坦姆萨列的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的五卷史诗性长篇小说《真理与正义》(1926～1933)，是这种倾向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1940年爱沙尼亚加入苏联以后，作家们积极参加了新社会和新生活的建设，奥·雅科布松、休蒂斯泰、巴尔巴鲁斯等人成为苏维埃文学的创建者。卫国战争期间，出现了一批年青的作家,如女诗人瓦阿兰迪、诗人斯穆尔(1922～1971)和帕尔维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穆尔、瓦阿兰迪、桑佩尔等人的诗歌，奥·雅科布松和斯穆尔的剧本，西尔格(1904～1970)和欣特(1909～ )等的长篇小说，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此外，新的作家中，还有米扬尼克(1905～1966)、列别列赫特（1910～1960） 、托奥明格、劳德等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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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文学
　　爱尔兰文作品　
　
　　爱尔兰人是凯尔特族的一支,文学有深厚的传统。早期的口头文学有一部分由寺院里的僧侣、抄匠等写成了文字。6世纪以前,爱尔兰文用的是比较原始的峨迦姆字母；以后，采用了一种以拉丁文为基础的新字母，便利了写作,所以从6至12世纪之间，大量口头流传的故事和诗歌得以用书面的形式保存下来。其中《夺牛长征记》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史诗，它叙述了西部一省的人对厄尔斯特即北爱尔兰的入侵，目的在夺取一头棕色公牛。经过激烈战斗，厄尔斯特人终于战胜了入侵者，棕色公牛杀死了西方省的白公牛，自己也在回到本土之后倒地死去。北爱尔兰最大的英雄叫库丘林，除了这部史诗歌颂他的武功和品德之外，还有许多故事也以他为中心人物。　
　
　　8或9世纪时所写的有关黛特的故事对后代很有影响。黛特是欧洲文学中悲剧性的美人典型之一。她未生时,已有关于她的美貌和悲剧性命运的预言；她长大后，果然为爱她的人和她所在的地区带来了灾难。她是爱情的神秘力量的象征，为了爱情不惜摧毁一切，最后自己也死去，但仍然不屈于命运。19世纪末，在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中，她的形象打动了许多作家。格雷戈里夫人、叶芝、辛格和詹姆斯·斯蒂芬斯都写了以黛特为题材的英文作品。　　

　　另一类重要作品是12世纪写的关于英雄芬恩及其随从武士的一系列故事。芬恩原来是神,来到人间专门打击并征服那些象征自然中凶恶势力的妖魔，他身旁的武士们合起来称“芬尼亚”。18世纪后半期苏格兰人麦克菲森歌颂古凯尔特人英雄事迹的《莪相集》虽是仿作，其故事则是以芬恩传说为本。后来19世纪中叶爱尔兰人民成立了抗英组织“爱尔兰共和国兄弟会”，其会员自称为“芬尼亚”人，便是表示要效法芬恩及其武士，对英帝国主义等恶势力进行斗争。　

　　此外，写下的还有抒情诗、讽刺诗、宗教诗、散文故事、神话、游阴间的故事、出海寻求极乐世界的历险记以及类似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传说，特别是特里斯丹同绮瑟恋爱的故事，实是后来不列颠系统骑士传奇的原型。总起来说，爱尔兰是西欧拥有较早也较丰富的中世纪文学的国家，体现了凯尔特族人的想象力和文学才能。　　

　　12世纪诺曼人继征服英格兰、苏格兰等国之后侵入爱尔兰，爱尔兰文文学开始衰落。17世纪中叶克伦威尔率领英军大举镇压爱尔兰人民的起义，杀戮甚惨，大批爱尔兰人逃亡国外，当地文化再度受到严重摧残。此后爱尔兰本土的盖尔语只在民间通行，而受教育的爱尔兰人则大多改用英文写作,语文脱节的现象持续了200多年，最后多数爱尔兰人都说英语，盖尔语只在少数地区存在，成为几种方言。19世纪末，随着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高涨，1893年在道格拉斯·海德的倡议下成立了盖尔学会，盖尔语才又重新受到注意和推广，爱尔兰本土文学也重新振兴。　

　　当代的爱尔兰文文学拥有不少有才华的作家，如诗人马丁·奥迪林、肖恩·奥里阿丹、玛亚·马克·安·提绍衣，小说家马丁·奥凯丹，剧作家兼评论家肖恩·奥图玛。奥凯丹只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题名《墓地的土壤》，写躺在墓地的死者之间的谈话，穿插着新死者带来的人世最近消息。全书没有任何动作，完全靠对话展开。　　

　　对于爱尔兰文文学的将来，有的爱尔兰评论家抱有隐忧。主要的问题在于单说爱尔兰语的人不多，而且限于少数区域,多数人以说英语为主。爱尔兰文文学虽有深远而灿烂的传统，却缺乏强大的活的口语作为今天和明天的滋养来源。这也就加重了用爱尔兰文写作的作家的责任。他们固然从本土的口语传统汲取力量,但是优秀的创作也可以回过来丰富与提高口语。奥凯丹曾说：“运用本族语使我感到满足。这是祖祖辈辈用过的语言，但我感到我可以给它一点新东西，可以使它变得比我初次用它时更好一点。”爱尔兰文文学是有深刻的时间感的，它的将来也只有时间能够揭示。

　　英 文 作 品　　

　　生长于爱尔兰而用英文写作的作家，从17世纪末叶就不断出现。与信奉天主教的大多数爱尔兰居民不同,他们几乎全是新教徒，而且总是着眼于在伦敦文坛上获取声誉。这当中有不少重要人物，例如《格利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喜剧作家康格里夫和谢里丹，小说家斯特恩，政论家和美学家伯克，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哥尔德斯密斯,哲学家、散文家贝克莱,他们都留下了重要的作品。斯威夫特更是整个英文文学中最犀利的讽刺作家，他在晚年回到爱尔兰以后用如椽的笔为爱尔兰人民仗义执言，在《布商的信》里揭发英国王室与投机商狼狈为□用铸制劣币来剥削爱尔兰人民的罪恶，更在《一个温和的建议》里以献策为名，暴露爱尔兰上层人物对贫民的无比残酷，写下了讽刺文学的顶峰之作。　
　
　　18世纪末年，法国革命震动了爱尔兰，其影响之一是抗英的武装活动增多。1798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联合起义之后不久，1803年又发生了罗伯特·艾密特领导的起义。文学上的表现是政治性谣曲的流行，它们用辛辣的文字嘲笑英国殖民当局，而歌颂了从伍尔夫·通直到艾密特的各时期的爱尔兰志士。　　

　　19世纪初年，玛丽亚·埃奇华斯(1768～1849)写了几部长篇小说，揭露了在外地逍遥的“不住地主”们带给爱尔兰农民的灾难。她的作品描写了凯尔特人的异域风光和乡村生活，在语言上也力求接近当地普通人民。后来司各特写苏格兰题材的历史小说时，自称受了她的影响。俄国的屠格涅夫也承认从她的小说汲取了灵感。稍后，威廉·卡尔顿(1794～1864)也在一系列长篇小说里写农村生活，画面更广阔，笔下有各种类型的人物，对于农民的苦难刻划得也更深刻。卡尔顿从来没有去过伦敦，也不希罕伦敦文坛的赞誉，而是以都柏林为向往的文化中心，以爱尔兰读者为写作对象。后来诗人叶芝称他为“爱尔兰最伟大的小说家，由于他有任何说故事的人都不曾有过的最富于凯尔特人特色的一双眼睛”。 　

　　诗歌方面的优秀作者有托马斯·莫尔(1779～1852)，其代表作是《爱尔兰乐曲》(1820)。莫尔是拜伦的朋友，曾在伦敦学习法律，交往的大多是英国人士。但是在这本诗集里他的主题却是爱尔兰──她的历史、传说、古迹、风景、英雄人物，特别是在1803年起义失败后为英国当局处死的罗伯特·艾密特。莫尔的诗的韵律也有爱尔兰特色，即不用英文诗中传统的五音步轻重律，而用一种缓慢、拖曳的调子，这是后来爱尔兰许多诗人包括初期的叶芝也采用的。 　

　　19世纪后半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1846至1848年间的大灾荒，1848年的武装起义，1867年又一次未能实现的起义。爱尔兰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斗争时期。同时，对爱尔兰本土的神话、历史、风俗、语言也有了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研究，1893年盖尔学会的成立表明了这一点。到了世纪之末，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的最显著的成就是戏剧上的突破。19世纪90年代，两个爱尔兰人──伯纳·萧和王尔德──在伦敦剧坛上称雄。伯纳·萧（1856～1950）的闪耀着智慧的现实主义戏剧是对于世界戏剧的重要贡献，而王尔德(1854～1900)的《认真的重要》(1895)一剧至今仍然叫座，公认为完美的喜剧。在爱尔兰本土，一个重要的发展是阿贝戏院在1904年的建立。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和叶芝(1865～1939)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两人自己也写剧上演，同时致力于寻求新的爱尔兰天才，终于成功地发现了两个大剧作家，即辛格(1871～1909)和奥凯西(1880～1964)。阿贝戏院提倡一种不同于伦敦商业剧院所常见的庸俗的社会喜剧的新戏剧，它主要发掘爱尔兰题材，而在戏剧语言上则力求鲜明、朴素而高尚。这样的语言叶芝求之于诗，奥凯西求之于都柏林的贫民区，辛格则深入农村，得之于厨房里妇女的谈吐。过去的爱尔兰剧作家如康格里夫、谢里丹等用的是伦敦上层社会所讲的英语，没有多少爱尔兰色彩，现在这些阿贝戏院的剧作家则虽然写的是英语，但在措词、使用比喻甚至句子结构上都体现了爱尔兰特点。换言之，就在爱尔兰的英文写作中，本土传统的影响（包括盖尔语的影响）也是深刻的，这一点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尤为显著。　
　
　　辛格的杰作是《骑马下海人》(1904)和《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他运用纯朴然而经过提炼的乡村方言，抒写了爱尔兰普通人民的充满了悲喜剧的生活。由于他如实反映了爱尔兰人的性格，他的剧本冒犯了一部分观众的自尊心。然而正是他的现实感，加上他的诗情和想象力，给予他的作品以永久价值，至今仍有人称他为爱尔兰最伟大的戏剧家。奥凯西是一个干过各种体力活的工人，他用都柏林的穷巷方言写1916年起义和巷战等当代大事，在《朱诺和孔雀》(1924)和《犁和星》(1926)等剧里创造了许多真实、生动的人物，如坚强能干的工人家庭的母亲和饶舌而不中用的父亲。辛格早死，奥凯西则在初期的成功之后，经过一个试验表现主义手法的中间阶段,进到依然丰产的后期，除了剧本之外,还写出了6卷自传,用新颖的形式和犀利的文笔记录了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作家的一生。　
　
　　文艺复兴的中心人物是叶芝。他的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剧本《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在舞台上取得了成功，后来又进行了诗剧和日本古典剧的试验，但是他的主要贡献却在诗歌。他经历了一个从19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的发展，每个时期都写了好诗，而最优秀的作品则是在他参加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写的。正是这一运动，特别是1916年复活节的英勇起义，使他感到“一切变了，完全变了，惊人的美已经产生”。到晚年他仍然写出优秀作品，吸收了现代派的某些优点，而又去其芜琐，比初期更见精粹深刻，虽然思想上有神秘主义、贵族主义的成分，依然是20世纪西方世界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在小说方面,曾以自然主义小说《伊斯特·沃特斯》(1894)鸣世的乔治·莫尔(1852～1933)也是文艺复兴中的活跃人物。但是真正把小说艺术推向前去的则是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他原是写实能手，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显示了他的精湛的现实主义艺术，而等到他来写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他又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新手法，把都柏林城24小时内一俗一雅的两个男人和一个爱好欢乐的女人的感情生活描绘得细致、深刻，而隐含的古今对比则强调了在粗糙、庸俗的现代生活里面，古希腊那种恢宏、高尚的情操早已荡然无存。　　

　　人民的斗争取得了成果，爱尔兰在1921年成为自由邦。1937年又通过新宪法，宣告自身为“独立、民主的主权国家”。独立以来，英文文学继续发展。上述叶芝、奥凯西、乔伊斯等人的大部分主要作品都是独立后出版的。戏剧依然兴旺。丹尼斯·詹斯顿(1901～ )的《老太太说“不！”》表达了一部分人对于独立后政治局势的幻灭感，而他的《黄河之月》则探讨了文化传统与技术进展之间的矛盾。进入50年代，又出现了塞缪尔·贝克特(1906～ )和勃兰登·比汉(1923～1964)两个颇有新意的剧作家。比汉引进了新的题材，例如他的《怪人》（1954）一剧就是通过囚人的眼光来看牢狱生活的。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法文本，1952)揭开了西方戏剧史上的新页，不只是因为他写了表现人生的荒诞的“荒诞派剧本”，还因为他有才能使这类没有通常的有趣情节、连对话也不多的剧本取得舞台上的成功。　　

　　贝克特同时也是一个有特色的小说家。而就小说而言,独立后的爱尔兰也是名家辈出,特别是在短篇小说这一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写好的领域内。莱姆·奥弗莱尔蒂、弗兰克·奥康诺、肖恩·奥费林全是此中能手，此外还有女作家玛丽·拉文和伊丽莎白·包恩等也都留下了卓越的作品。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爱尔兰短篇小说足以与法、俄、美三国并列,成为在这一文学形式中最有造诣的代表者之一。这些作家大多也写长篇小说，其中有不少佳作。近年来又出现许多后起之秀,例如埃特娜·奥勃赖恩、约翰·麦克盖恩、克文·凯西等人，在题材和技巧上都有新的建树。　　

　　在诗歌方面，继叶芝的巨大成就之后，仍然吟唱者不绝。先有20、30年代的奥斯丁·克拉克(1896～1974)，中间有40年代的帕特里克·凯弗纳(1904～1967)和主要在英国写作的路易斯·麦克尼斯(1907～1963)，后有60年代的托马斯·金塞拉(1928～ )，都写下了卓越的诗篇。其中凯弗纳的《大饥》(1942)和金塞拉的《夜行者》(1968)都传诵一时。金塞拉用英文翻译的古爱尔兰的史诗《夺牛长征记》也是一大成就。从60年代起，又有青年诗人西默斯·希尼(1939～)崛起于北爱尔兰，然而他不写城市和工业社会，而用鲜明、不落俗套的朴素语言写普通农村景物和坚强的劳动者，这样诗也就回到了永恒的爱尔兰。　
　
　　在中国，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引起过人们的注意。20世纪20年代，鲁迅从日文译了一篇有关爱尔兰文学的文章（载《奔流》2卷2期），郭沫若译了辛格的 6个剧本（包括《西域的健儿》即《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和《骑马下海人》），茅盾写了《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的论文（载《东方杂志》17卷 6号）。中国新文学的三个巨匠都同爱尔兰文学有过因缘。格雷戈里夫人的独幕剧《月出》（1907）不仅成为中国学习英语的学生经常业余演出的节目，而且曾经改编为中国话剧《三江好》多次上演，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起过鼓舞斗志的作用。奥凯西的名剧《朱诺和孔雀》也曾由章泯改编为话剧《醉生梦死》，在30年代演出于上海，取得成功。

　　解放以后，奥凯西的剧本《星儿变红了》和自传的第1卷《我敲门》(1939)、第4卷《英尼希法伦,再见！》(1949)的一部分，叶芝的剧本《心愿之乡》和若干最重要的诗篇，都译成了中文。中国的研究者评介了奥凯西的6卷自传,称之为“第一流的传记文学”；另有文章论述了叶芝的诗和乔伊斯的小说。这些都说明中国读者对于爱尔兰文学的了解范围在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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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语文学
　　居住在印度河下游信德地区人民的文学，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文学的一部分。它有古老的口头创作，大多是叙事诗、爱情故事和神话传说等。现存最早的作品是双行叙事诗《杜代和吉奈瑟尔》(1312)，描写杜代和吉奈瑟尔两兄弟为争权夺利而进行战争的故事。16世纪诗人迦吉·迦金(?～ 1551)以四行诗体写爱情，在语言上刻意求工。诗人夏赫·阿卜杜尔·格里穆(1538～1623)作有94首双行诗，大多写爱情、苦行和自我牺牲。18世纪前半叶，文学活动得到伊斯兰封建主阿卜杜尔·拉迪夫(1689～1752)的庇护和支持，称为信德文学的黄金时代。他本人也是诗人,他的《诗集》题材比较广泛,描写印度河和渔夫、沙漠和骆驼、王子和珠宝商，还有织工、陶工和农民等，但主人公大多是妇女，场面宏伟，故事生动。同时代的穆罕默德·吉曼、阿卜杜尔·哈森等，都是苏菲派诗人,运用新的韵律和格式写诗,表达严肃的哲学思想。后来，又有斯吉尔(1739～1826)、萨米（1743～1850之间）等诗人，前者的诗歌充满欢乐情调，后者的诗歌宗教色彩较浓。加德尔·伯克什·贝迪勒（1814～1873）是拉迪夫的追随者，他长于抒写情人幽会的强烈情感。19世纪末有诗人夏姆苏丁·布勒布尔，他以改良主义的观点讽刺了新文明；古拉姆·夏赫善于描写哀愁,有“眼泪之王”的称号。在这期间,有从英语和孟加拉语、乌尔都语等翻译成信德语的散文作品，作家米尔扎·格利吉·贝格(1853～1929)创作了短篇小说《美》(1890)和长篇小说《光辉》(1890)，是小说领域内的创举。作家伯里德默达斯创作了长篇小说《奇遇》(1892)，也表明作家开始描写信德人民的现实生活。在戏剧方面，作品大多根据莎士比亚、易卜生等人的剧本改写或取材于《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情节编写而成。诗人吉申金德·贝伯斯(?～1947)吸收波斯的诗律写诗,反映了穷人的生活,描写自然景色,作品有《可爱的狮子》和《恒河之波》等。他与赫利·迪勒吉尔、拉姆·本吉瓦尼和戈文德·帕蒂亚等人被称为“进步主义”诗人。诗人海德尔伯克希·吉多伊模仿伊克巴尔的风格写了《控告》、《自由的民族》(1947)和《印度河的呼唤》等诗，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这时新诗受到欧洲文学的影响，著名的诗人有德亚拉姆·吉杜默尔（1857～1927），他有长篇哲理诗《心灵的鞭子》等。当代诗人中主要有纳拉扬·夏姆（1970年曾获印度文学院奖）、阿亚兹、伯希尔·莫里亚尼、阿布勒·格里姆·格达伊等。20世纪初期，在小说方面，杰德默尔·伯勒斯拉姆(?～ 1948)写了《吉默尔鲍什的故事》，嘲笑富人的贪婪和啬吝。拉勒金德·阿默勒迪努默德 (?～1954)写了不少传记、故事和惊险小说。1914年他与人一起建立信德文学协会，倡导用信德语创作小说。女作家古莉·斯达伦加尼的长篇小说《友谊》，写一个印度教少女与穆斯林青年结婚，受到社会的非难。1947年印巴分治后，信德语文学开始在两个国家发展。居住在巴基斯坦的信德语作家有谢依赫·阿亚兹、阿卜杜尔·哈里姆·乔希、阿卜杜尔·拉扎尔·拉兹等。在印度的信德语作家有戈宾德·马尔赫、孙德里·乌德姆金达妮(1924～ )、阿南德·戈拉尼(1925～ )、波帕吉·赫拉南德尼(1924～ )以及孟卡拉姆·默勒迦尼等。他们开始时大多描写教派冲突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后来转而反映国内的生活。　　参考书目 印度文学院：《印度现代文学》，新德里，1956。 孟卡拉姆·默勒迦尼:《信德语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