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架起学术研究与外交政策之桥？

排骨鱼

此文是为《中国社会科学报》所做的一期特别策划，发表于8月13日报纸上


如何架起学术研究与外交政策之桥？作为知识和思想生产者的学者是否准备好了优质的、有实践意义的学术成果？是否有意愿为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作为消费者的政府是否认识到自己对这些思想成果的需求？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充分地考虑和吸收了学界的意见？学术与政策之间是否存在鸿沟？如何弥合这个鸿沟？这些问题值得政、学两界深思。

　　今年4月，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学术与政策关系的辩论。哈佛大学的两位知名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先后在媒体撰文，批评美国学术界对政策问题漠不关心的普遍现象（见本报第2版“媒体链接”）。
　　一石击起千层浪，他们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公共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和热烈争论。然而，这一问题并不是最近才引起学者们关注的。早在2006年，美国《亚洲政策》杂志就组织了一期专刊，邀请到不少重头官、学两栖人士（包括Andrew Marble，Kenneth Lieberthal，Emily Goldman，Rober Sutter，Ezra Vogel，Celeste Wallander等）会聚一堂，探讨如何“弥合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鸿沟”。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呼应。今年6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也组织了研讨会，探讨中国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见本报第2版“会议链接”）。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所有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面临着无比复杂的决策环境和勾连互动日益频繁的问题领域，外交政策更是如此。国家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国际犯罪集团以及恐怖组织等纷纷登上国际关系舞台，信息通过网络等非传统媒体以远远超越外交包裹的速度传递，毒品、武器及核技术与核材料的扩散令传统执法方式束手无策。这一切决定了，传统的以领袖个人智慧和政府间秘密交易为基础的、19世纪式的外交风格早已过时。对科学决策的要求创造了对学术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和智慧的巨大需求。
　　作为知识和思想生产者的学者是否准备好了优质的、有实践意义的学术成果？是否有意愿为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作为消费者的政府是否认识到自己对这些思想成果的需求？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充分地考虑和吸收了学界的意见？学术与政策之间是否存在鸿沟？如何弥合这个鸿沟？这些问题值得政、学两界深思。

学术与政策之辩

　　对于学术与政策的关系，自古就有争议。中国先秦诸子百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影响政治生活为目的。随着后世朝代变迁，制度沿革，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20世纪以来，现代治国术的发展和科学决策重要性的上升，使政策对学术成果的需求更加迫切，学术与政策之间的鸿沟也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
　　有人认为，学术与政治之间须臾不可分。中国传统学人大都主张学术为政治服务，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倡导“资治”之学；也有人认为学术研究是为了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例如涂尔干和韦伯等，而理论建构就是为了明确表述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尽管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中引用朱利安·本达的观点，将知识分子视为“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理念人”，可是实际上，纯粹的思想者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游说的入世学者之间实难划出一条显明的界线。
　　政、学两栖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科塞归纳的五种“理想型”知识分子中，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内部穿孔”者，这类人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智库型学者。他们放弃亲自操刀担任“哲学王”的伟大使命，而是力图用自己的思想来影响政治，或如郑杭生所说，将学术当做“使社会达到良性运行”的手段。他们像凯恩斯所标榜的那样站在政府立场，强调“理论必须服务于政策”，其途径就是分析、提出方案、说服政府。从莫尔、托克维尔、培根、霍布斯到凯恩斯、弗里德曼（后二人被1998年美国经济学年会评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都从实际政治考虑出发，“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

外交政策的“旋转门”

　　在国际关系领域，学术与政策之辩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学术研究应该追求一个“真”；外交政策追求的是一个“善”，这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善”，而是达到对国家有利结果的“善”；而相当一部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则是在追求一种“美”，他们抱着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热情终生致力于建构精美的理论大厦，这大厦宏伟精致到足以让来访者留连踯躅，浑然忘却零乱的现实世界。可是，多数学者处于这三者之间，虽然各有偏重。更有直接出入于政界大门者，借其学术积累直接参与政策，或仗其从政经验而与学术研究相长。在美国，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种学者与官员之间身份互换的现象——“旋转门”。
　　“旋转门”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原指特定行业或私有部门与相关政府政策部门之间的人员流动现象。在政治学、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领域，它指政界、学界和智库研究界之间的人员流动。学者们今天还处江湖之远，明天就有可能居庙堂之高，真可谓“出师入相/将”。
　　外交政策领域的“旋转门”最先在美国成为一个突出现象。在华盛顿的K街和纽约的华尔街，学者大可闲坐渭水，直钩垂钓，不愁无“举烛”之机。人们熟知的基辛格、奥尔布赖特、戈尔和赖斯等政治家，以及国际关系学界之外不大熟悉的约瑟夫·奈、斯蒂芬·克拉斯纳等理论家，都是风水流转于政学两界。扎卡里亚等不在其位却专擅“肉食者谋”的政策评论家，虽然不在“旋转门”之中，却也担当了学术和政策之间的转换器。旋转门的另一面当然会带来各种腐败困境，但是它毕竟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搭起了一座便利的桥梁。
　　作为西方学术和政治模式老家的欧洲在这方面也不输美国。各种大学或研究机构在欧洲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更兼之欧盟制度之中已然通过特殊的程序设计与治理模式特意为专家和技术官僚留下了游说和发挥影响的空间。欧盟理事会会议间歇的走廊和欧洲议会外的咖啡馆，成了专家（当然更多的是各路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第二类场所。笔者所熟悉的一些欧洲知名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欧盟的政策。日本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都具有某种类似美国“旋转门”的制度和文化传统。

中国有没有“旋转门”

　　近年来，一些中青年国际关系研究者进入外交部门供职，引发了有关“中国旋转门”的热议。“旋转门”是一个美国概念，有其独特的制度背景和文化土壤。当记者问及“中国是否存在旋转门”这个问题时，清华大学教授阎学通认为，“旋转门”是美国制度下的产物，在中国根本不存在。北京大学的王缉思教授也表示，中国不存在美国式的“旋转门”，但是自有一套沟通学术和政策的独特机制。北京大学的袁明教授干脆声称，作为一个学者，“我从不认为自己影响了政策”，这当然属自谦之辞。但是他们都认为，近年来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大大增强，学者加盟外交队伍和参与政策制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和当前的现实需要相比，学术和政策之间的交流还远远不够。
　　专家学者的担心不无根据。一些受访者认为在中国的外交决策中，相关部门对学术界意见的采纳“很不够”。问题出在哪呢？综合记者采访的众多专家学者的意见，主要有两个层次的原因。

中国迅速崛起导致研究滞后

　　从较浅层次来看，主要有以下具体原因：首先，中国的外交决策为学术影响政策所提供的程序性空间不足。虽然政、学两界的确有所互动，但是从程序上看，容易给人留下沟通不足的印象。其次，外交决策的特性决定了其秘密性。因而，即使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被决策者使用，也难以找到公开的证据。再次，不少学者认为，由于中国近几十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中国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都在发生着快速的改变，学术研究的进步滞后于政策需求的增长。因而，问题不仅仅在于学界，也不完全在于学界与政界之沟通，而在于客观环境的巨变。

学者与官员：两种“不同的动物”

　　从更深层次来看，学术研究与政策决策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天然”的隔阂，学者与政策人士是两种“不同的动物”。
　　其一，学者的研究需要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充裕的思考时间，而政策制定者通常要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对问题作出反应，两者之间在对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在一些学者看来，外交人士常常陷于具体事务之中，无暇从全局或理论的高度来观照其面临的局势，这往往导致学界批评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在实际工作者看来，一些学者对国际国内形势缺乏真正深入的理解，“书生意气”，提出的对策看似高深莫测，实则“游谈无根”，这就难免“大而无当”之讥。
　　其二，学者致力于寻找根本性的因果联系，而政策制定者则需要处理哪怕是最微小的偶然性，那些通常被学者们“控制”掉的干扰变量，却可能成为政治家的灾难。
　　其三，学者不管是主动避世还是被动淘汰，都可以在象牙塔中找到自己哪怕是孤独的乐趣，可以追求自己完美的“Cult of irrelevance”（即对远离现实政治的纯粹理论研究的崇拜）。政策制定者却必须要面对“关系”，诸如人与人、机构与机构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注定了他们与学者不同的思维方式。
　　其四，除了达到名载史册的“不朽”、使自己成为后世思想史上灿烂群星中之一颗外，学者生涯大多要受到职称、声誉和学术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他们的长期研究工作多多少少要以这些因素为导向。政策制定者往往有更加现实、更加重大、更加迫切的问题等待解决。这些客观因素和评判标准或多或少增加了二者间对话的难度。
　　由此看来，在学术和政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问题，不但在中国存在，在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可以说，这类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要想寻找完美的解决方案，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余万里教授的话说“基本上很难”。然而，“很难”难道真的会成为两者间无法沟通的理由？

乐观的前景

　　中国学界和政界不仅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已经在采取措施改善学术研究与外交政策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最大的学术机构，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致力于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近年来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国家机关直属的众多科研机构，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近年来大力加强政策研究，为国家外交决策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和咨询。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也充分发挥各自的长项，为政策决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决策部门按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要求，更加重视学者的意见，越来越多地通过委托课题、征集政策建议、对学者进行政策咨询和直接邀请学者担任外交职务等方式，吸收和借鉴学术界的成果。可以说，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凝聚着无数学者的辛劳和智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学界和政界之间，在思想、政策的对话和交流上，正在形成独特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良性运行机制。欧洲著名智库专家克罗希克先生就对中国的学术与政策关系抱非常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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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高质量的研究不必在意直接政策效果

在全世界的欧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有两种研究风格，一种是进行纯理论研究，一种是与政策相关的研究。但是必须注意到一点：理论发展和方法论研究是很少一部分人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讲，如果想在学术上有所发现，必须做实证研究。而所有的实证研究都会涉及政策问题，我们不可能脱离政策问题而做实证。即使不是为了给政府出谋划策，学术研究也不能完全脱离政策。学术和政策之间最主要的沟通桥梁就是实证研究。我自己一直在做一些实证研究，例如社会政策、对外援助等。这种研究是学术研究，但很自然地会有政策影响力。同时，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当然会有某种理论视角，理论就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有效工具。
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各有自己的逻辑。有一种政策研究是就事论事的，与任何理论、流派都无关。但是这种研究效率不高，只能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无法直接产生出可积累的优质知识。更好的政策研究还是需要有一定学术性，它不一定能够直接指导政策，但有利于产生好的战略。
至于学术研究是不是应该影响外交政策，如果年轻时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会说，谁做研究不想影响政策？但是现在我已经50多岁，影响与不影响已经不重要了，能够积累和生产出新的知识就可以了。影响政策需要很多因素，例如，知识和理论要在合适的时候提出来。我20年前就在呼吁社会政策，但是没有回应；现在却水到渠成，政府有关部门开始关注我的研究成果或前来进行咨询。学者做研究应该走在时代前面，不必过于在意是否在当下就能产生直接的政策效果。

斯坦利•克罗希克（Stanley Crossick）：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BICCS）资深研究员、欧洲政策中心（EPC）创始主席
不同的制度背景制约着学术与政策的关系

世界上所有大国的学者都在对外交政策事务进行深刻的思考，也产生了大量研究文献。这是必要的，有利于我们提高对外交事务的认识，提高对外交决策的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和文化等背景的理解。然而，学院式的研究对外交政策制定的直接影响在不同的情境下却是效果迥异。
学术对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是难以衡量的，然而却并非不可估测。在中国，多数智库和学术研究机构都是党政系统的一部分，决策者可以经常而方便地借重于这些机构。这些机构通常有充分的经费，且与政府之间保持着良好而及时的沟通互动。很自然，中国的理论学术研究显然直接有助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
在美国，智库和学术机构不是政府部门，但是有两个因素决定了它们会对政策发生影响。其一，由于美国政治的任期制。每过4年或8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决策人士在庙堂和江湖之间上上下下。一项新的任命通常需要很长时间，而一旦被任命，官员的政治任期却并不长。其二，美国的“旋转门”使很多学者进入政界。优秀智库和重要政府部门的领导几乎都出自同一群人。这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得到了智库的充分支持。
欧盟的情况或许是个特例。研究欧盟的智库和学术机构总体看来资源有限，而且欧洲的学者有一种学院化倾向，他们更强调增加社会的知识生产，不太重视公共政策问题。因而，他们与欧盟的政策制定之间互动较少，不如中、美两国研究界与政策决策之间的关系紧密。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欧盟的外交政策决策主要还是在成员国层面上完成，而欧盟层面上的智库和研究机构很难影响到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它们的学术研究因而也就更难以对欧洲外交政策发生大的影响。
（范勇鹏 译）

苏长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学术与政策之间，需要理顺三对关系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能够发达到政府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将其成果信手拈来、转瞬即用的地步。要理顺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摆正三对关系：
其一，“上” 学与“下” 学。最好的策论研究总是与坚实的基础理论分不开的。好的理论能够加深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给我们反直觉的知识，或者推翻流行的常识性知识。社会科学自有其形而上的成分，有其不为凡人熟悉的逻辑与原理。但是，这些学科每一次理论范式的超越与突破，都与时代变迁共生。最好的形而上的知识，是能够顺应历史和时代之潮流的，学者和政治家由此可以顺势而为。学术和政治的完美结合，往往会造就伟大的思想家和国务活动家，中外历史，概莫能外。
其二，“实”学与“时”学。实学讲究客观的调查、真实的数据与确证的逻辑，不可以毛估估与差不多就完事；时学则强调研究必须跟上时代变进，发挥科学研究的政策服务和社会服务功能。理论之实学与政策之时学应该紧密相关，时学一定需要建立在牢靠的实学基础上。
其三，“慢”学与“快”学。政策研究是快学，有的时候甚至是应急之学，哪里起火了首先得把火先灭了，灭火的时候还在讲理论，那是迂腐。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要是一味被应急赶快所牵制，就会少了冷静的判断。因此，政学各有分工，不能相互取代，这是良好的政学生态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需要比慢，要有“三年不窥园，十年成一赋”的慢功。政府的课题支持倾向于功用，合情合理，但是也需要支持看上去似乎没有用的基础性研究。有了基础性研究的积累和支撑，政策的应急之学就会不失宏谋远虑，不为事理变化而摇摆，学术和政策之间就可以做到相互滋补，相得益彰。我注意到近几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际问题研究类的课题指南更多地以政策研究为主，对学科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的基础研究类课题似乎有减少的趋势，这一点需要扭转。



王义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关键是要跳出西方理论，说“中国话”
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美国也许是老生常谈了，学界一直纠缠于“理论指导实践，还是实践产生理论”这种“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在中国，问题就简单多了：两者泾渭分明。究其根源，可作三方面假设：
假设一，没有外交理论，只有外交实践。如果命题成立，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便很简单，便是有和无的问题，只有等将来外交实践提炼出理论来，才能谈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情形，说中国没有外交理论，恐怕是不公平的。这种假设并不成立。
假设二，理论是普世的，而实践是国别的。如果命题成立，只有外交理论指导实践的份儿，充其量不过是如何将西方普世性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实践实现有机结合的问题。实际情形显然并非如此，西方外交理论指导不了中国外交实践。因此，这种假设也不成立。
假设三，理论是灰色的，外交实践常新。如果命题成立，只能得出“外交理论滞后于外交实践”的结论。另一个可能结论就是中国外交是有特色的，外交理论也具有中国特色，随着外交实践而与时俱进。实际情形似乎印证了前一结论，但后一结论则不然。中国外交实践丰富多彩，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却并未出现系统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总体上看，这种假设难以描述中国情形。
既然这三种假设都不大成立，问题就出自假设本身。中国的问题，并非纠缠于理论与实践的上述三种假设。根本原因，中国并非民族国家，也不处于西方外交理论所依赖的线性进化的特定阶段。这就使得中国与世界关系问题，难以用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衡量。中国外交自始至终都是内政的延伸，只不过最近30年来贯穿“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时代线索而已。
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外交理念、外交政策和外交操作的三位一体，体现出外交文化、外交机制和外交艺术的辨证统一。换言之，外交政策是打通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实现前景是学术政策化和政策学术化。
所谓学术政策化，特指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外交理论的政策取向，即从理念上包装、从逻辑上阐释好外交政策，使之合理、合法。所谓政策学术化，特指外交政策既要坚持又要超越中国特色，更好地与国际社会沟通，感染和说服国际社会。
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自己的理论，而是不敢追求自己的理论，在无休止学习西方理论的过程中迷失自我，乐此不疲去研究人家的理论；或有一定的自我认识，但不了解中国的外交实践与机制，难以真正参与政策研究，有效地将理论、理念转化为外交生产力。从外交政策方面而言，也有经验性等制约，致使理论与政策成两张皮，相互卡拉OK。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有两条：一是做真正的学术，提出“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系统学说，阐明“世界的中国”；二是发展真正的政策，把握时代脉搏，服务中国崛起，规划“中国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有可为，关键是学术研究要说中国话、体现中国思维、折射中国情结。

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三类知识有助于政策制定
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各种各样的知识类型。宏观体系理论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必然距离现实世界较远，距离对外政策的制定也较远。我认为有三类知识与政策制定更加相关：其一，历史案例。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运用历史类比的方法。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历史知识大多（除了丘吉尔和毛  泽 东等少数外）都不及格。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者的作用便很重要。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刚刚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梅，他既是美国最好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也有效地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另一位代表性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F. H. Hinsley。其二，中型理论。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Alexander George一直在提倡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探索中型理论在对外政策中的应用。这种类型的理论可以为政策提供四个方面的指导，即诊断情况、预测发展、开药方和事后评估。其三，地区和国别知识。理论能够提供共性，但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经常要遇到关于某个国家和某个地区的知识。临上轿现包脚是来不及的，这就需要有长期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家。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圈的一些重要智囊型人物，不少都是专门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学者，例如研究中国问题的白鲁恂、奥克森博格和李侃如，研究日本问题的赖肖尔和格林，以及研究俄罗斯问题的MaCfaul等。

孙学峰：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执行编辑
真正做好研究才能更好影响政策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大规模引进科学方法。此后，政治学的专业门槛逐渐提高，其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对立性也日益显现。国际关系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关系和解决之道的探讨一直未曾间断，其主流观点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越来越深奥，方法越来越复杂，但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却日益衰微。因此，学术界应当做出改变，强调学术研究要满足现实需求。在设定职称晋升、期刊录用等标准时，充分考虑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历来较为重视研究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并不一样。美国的问题是学科专业化程度强，学术门槛高，但不重视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而中国则是学科的专业化水平还较低，学术研究的质量仍有待提高，研究成果难以满足政策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越重视研究的现实意义，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对立就越突出，主要原因在于过分突出研究的现实意义，会阻碍国际关系研究专业化水平的实质性进步，加剧低水平重复现象，而学术研究质量的停滞反过来会降低学术研究在政策界的声誉，加剧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对立。
因此，要缓解当前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对立，首要任务是切实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研究质量，推动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具体的努力方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推动实证理论研究。其核心目标是发现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经验困惑，提供理论解释，并运用经验事实和相应的方法对理论解释进行可靠的检验。这类研究能够提供分析国际关系现象的基本原理和逻辑，促进知识积累，提高专业化程度。二是推动国际关系历史过程的研究。其核心目标是展现国际关系领域中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提供历史细节，并运用可靠的史料加以支撑。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就是较为典型的例证。这类研究能够提供历史细节和经验，拓宽当代学者的分析视野。对于实证理论研究而言，扎实可靠的历史过程和细节研究会大大提高理论研究的效率和质量。
可以想见，随着学术研究质量的深化，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的专业化水平会逐步提高，学者面对政策咨询和相关需求时，既能提供分析原理，又能介绍历史细节，国际关系专业会因此赢得应有的声誉和尊严，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的矛盾也会得到缓解。当然，我们强调提高学术研究质量是首要任务，并不意味着要刻意回避研究的现实意义，否则又要重蹈美国学界的覆辙。

宋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
美国理论与政策隔阂的原因何在？
学术界政策影响力虚弱的问题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中国和美国的问题虽然类似，但原因可能大不相同。首先，一些理论较为宏观抽象，而外交政策问题过于细致具体。沃尔兹认为理论肯定会远离现实，解释力的获得是通过与“现实”拉开距离来实现的，“一个完整的描述最缺乏解释力”。因而对于许多具体的政策研究者来说，自然会觉得理论往往过于抽象甚至偏颇。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说，学者“有充分信息和大量时间”，而外交政策制定者通常既没有时间，信息也很有限。
其次，政治家和学者对理论的不了解或误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辩论不断的过程，即使在同一个理论阵营内部，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论分支。因此，要准确把握某个理论的“硬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一些人学者把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确定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这就是一个彻底的误解。小布什政府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和单边主义色彩的新保守主义（或者称为“进攻性理想主义”）与米尔斯海默的强调国际体系制约、伺机而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此，要用理论来分析外交政策，首先就要真正理解理论。
最后，国际关系学者希望保持价值中立，不热心政策。应该说，这一点正在改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不仅开始在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外交政策理论，他们的研究也紧紧联系现实，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这其中包括法里德•扎卡里亚的《从财富到权力》、杰克•斯奈德的《帝国的迷思》、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柯庆生的《有用的敌手》等等。
如果想要把国际关系理论较好地运用于实践，那么必须做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澄清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现实的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明白深入地剖析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和结构；其次是完善普遍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政策理论，使之自身能更好、更顺畅地运用于政策的分析和制定。

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
“去历史化”需要纠正
外交政策当然需要来自理论研究的智力支持，对于理论研究如何走出与政策脱节的困境，我认为有如下路径：首先，要在国关理论研究中区分“政策相关性理论”与“非政策相关性理论”，前者以政策为导向，后者以知识为导向。其次，提倡实证导向的研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少谈些主义当然不是不谈主义，而是应当超越“译介”式、“书评”式的国关理论研究方式，真正回到问题，培养问题意识，提出好的问题，并且以符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办法去提出假设、收集数据并进行验证。再次，回到国际关系研究的两大支柱：历史和哲学。尤其要重建和复兴历史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去历史化”的现象需要纠正。最后，要重视对下一代决策者的培养。研究者们致力于培养出具有扎实学术底子，有思辨能力，有理论修养的下一代决策者将是理论学术研究对政策制定的最大贡献。

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
不应用“两分法”看待学术与政策的关系

我赞成用政府政策、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三分法”，而非学术和政策的“两分法”，来审视学术与政策的关系问题。理想状态下的政府政策、政策研究、理论研究三者应该有密切的互动；好的理论研究应该有强的现实相关性，并为政策研究和政府政策提供基础；而政策研究在理论研究与政策之间则应该发挥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两个圈子彼此轻视的现象严重，人员交流不多。在政府长期任职或在智库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没有机会跨越学术“门槛”，再进入大学。大学里的学者也鲜有愿意进入智库工作者。与之相比，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水平与美国同行相比差距极大。但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内部，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并无特别深的鸿沟。一些学者同时兼做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两类研究学者的互动交流也比较自然，并非泾渭分明的两个圈子。这或许是因为理论研究不够发达所致，但是客观上也有其积极意义。
中国政策研究水平的提升需要通过以下路径：其一，既要避免仅仅停留在对现行政策进行诠释的层次，也要顶住民意和媒体的压力，更要排除利益的左右；其二，要强化方法论意识，重视实证研究；其三，强调研究的专业化，同时加强专业间的协作；其四，增强官、学、商、媒之间的互动。

王文：《环球时报》评论组组长、社论起草人
国际关系学科需要“功能革命”

今年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90周年。对于过去的90年，我们通常只关注学科的理论演变史，却很少注意到学科功能的变化。我认为，大体看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为了政策”、“为了学术”及“为了社会”三次功能革命。“为了社会”，即做国际关系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学术，也不是为了政策影响，而是为了影响社会。这个第三次功能革命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近年来蔓延至中国，并在中国出现了去政治化、非学院化和泛娱乐化的特征。在当前国际关系学内部，这种转向可能还没有出现研究框架的冲击，但是，对于整个学科共同体来说，它却改变了国际关系学在社会话语结构中的生态状况。
从积极面看，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出现了公共问题化的研究转向，学者功能也出现了一些分层，知识垄断也正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都受鼓励参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从消极面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与世界同行类似的学术危机，即学者的社会影响力下降、学界的社会话语权旁落，以及学术知识的社会贬值等现象。
由此看，中国学者面临的不仅仅是学术内部的“主体革命”，还要进行一场思想观念上的“功能革命”，即允许、鼓励甚至奖励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影响社会”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去。这就需要学者在语言沟通、问题意识、知识捕捉能力上的进一步强化自我。只有这样，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跟上中国崛起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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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链接：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批评“学者疏远政策”：

美国有一些重要学者，例如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曾经在外交政策领域担任要职，但这似乎只是一条单行线。国际关系学界的顶级学者中，进入政界的并不多，而从政界回到学术界并对理论研究做出贡献的就更加稀少……学界和政界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宽，责任主要不在政府，而在学界。
学界必须在重新进行自我评估的前提下寻找解决之道。大学的院系应该更重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杂志在审稿过程中也应更重视文章的政策相关性，地区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大学应该鼓励青年教师参与现实事务，这要求对不同的政策立场更加宽容。（“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3, 2009）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在《外交政策》发文回应：“何以沟通理论与政策之谷”

如果学者相信他们所写和所说的与国家主要政策的制定没有关系，那么他的观点就真的无法影响政策的形成。对于许多学者，他们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多数学术领域对“不相关”性的崇尚都是令人遗憾的现象，学者并没有担负起其责任。我们的社会给予学者优厚的待遇，特别是那些得到终身教职者，这并不是让他们终生沉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而是使他们在研究生涯中可以避免风险和顶住压力。作为回报，社会需要学者在重大问题上使用自己的知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意味着要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应对现实问题和参与对这些问题的公共讨论……毕竟，当没有人关心学者在说什么时，象牙塔中的学者们真的值得骄傲吗？（“The cult of irrelevance”，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 ... cult_of_irrelevance）
（范勇鹏 编译）

排骨鱼

会议链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2009年6月27-28日主办了“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环球时报》等单位的学者，围绕体系构建与对策研究、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知识类型以及中国知识界政策研究传统等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袁明教授分别发表了专题演讲。

排骨鱼

编辑短评
范勇鹏
中国学术有着深厚的“经世”传统。这并不是简单地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而是要求为学者有胸怀宏大的社会关怀和时代意识，有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气度、“修齐治平”的追求以及“内圣外王”、“止于至善”的境界。这种精神薪火相传，不绝如缕，激励着中国历代学者不惮于匹夫之身、布衣之力，奔走鼓呼于天下，上佐君王，下解倒悬，前有兰台直笔、御史强项之仆，后有东林聚啸、公车上书之壮。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政治情结，推动中国知识界在历史的进步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代学人显然继承和发扬着这个伟大传统。在对专家学者进行采访时，记者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国际关系学人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忧患意识。无论是从事纯理论研究的学者，服务于智库机构的政策专家，还是身兼学者和官员双重身份的中青年精英，都敏感而痛切地意识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的问题。虽然立场不尽一致，但他们对提高政治决策科学性和效能的愿望一样强烈。他们都渴望国际关系研究的大踏步前进，希望用学术的方式维护和提升中国的国家利益，促进人类的和谐与世界的和平。他们的言语和文字之中，洋溢着强烈的科学之爱和国家关怀。学者们在不少问题上存在着共识：他们都呼吁“历史的回归”，强调从对历史的精细研究中得出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经验；他们都强调“问题意识”，认为只有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才可能产生出真正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关怀的理论；他们都重视学术的独立性，坚信只有超越初级的政策阐释、跳出经济利益的诱惑、顶住舆论的“压力”，学术研究才有可能产生出既有严谨科学价值、又有真正政策意义的研究成果。如果这些共识得到实现，记者相信，这个学科一定能够发展壮大，为中国的繁荣发展与和平崛起提供宝贵的智力支持。
科学决策不仅仅是外交领域的要求，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也不仅仅是国际关系学科的使命。事实上，随着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各学科都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着宝贵的经验和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沟通协调学术理论研究与政府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如何更有效地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也是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要面临和回答的命题。政府、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三方都需要积极寻求学术与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改善政府决策质量，未雨绸缪，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智慧基石。

排骨鱼

本报独家调查
本报记者 范勇鹏 张小溪

本调查的主题是“理论学术研究与外交政策决策之关系”。在7月20-26日之间，本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的100名专家学者发放了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36份。
对于理论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七成以上的专家学者认为二者应该各有偏重，互为补充。对于调入外交政策部门工作的机会，仅有1人表示会“全力从事”，希望作“两栖专家”者（47.2%）和仅愿意“短期从事，之后还要回归学术研究”者（44.4%）居多数，这显示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希望保留自己的学者身份，但同时希望能够参与外交实践。对于作为学者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超过九成受访者表示愿意“积极参与”或“在不占用过多时间和精力时愿意参与”。
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态度差别比较大。希望被看作“国际问题专家”者最多，接近40%，而希望作为理论研究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者各占1/4，仅有一成的受访者希望作“智库型专家”。对于学术研究影响政策的途径，选择“学者接受政策咨询”一项的最多（44.4%），其他途径则比较分散。由此可见，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对学术研究成果的吸收借鉴途径还是多元的，但是以直接咨询最为常见。
半数以上的专家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理论学术研究界、政策研究界和政策界三者之间最大的隔阂存在于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之间，这一结果说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确与美国不同。在美国，理论研究界与政策研究界之间隔阂较深，而政策研究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却有较好的互动关系。

冷玉沉音

学习了一遍

芳邻

我是来学习的。

长见识

炸酱面

转发，感觉这可能是学术对于政治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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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无知更差”是乔治梅森大学的卡普兰在他的“理性选民的秘密：为什么民主会选择坏政策”一书提出的一个看法。这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错误，太精英主义的看法：选民在整体上比无知更差。他的基本说法是：如果选民只是无知，那投票的时候至多也就是接近于噪音，不会更偏向好的政策，也不会偏向坏的政策。但是如果选民不是无知，而是持有错误的看法，比如说被流行的（错误）思潮主导，那民主可能反而会导致坏的政策。这个看法当然并不是说民主比别的制度更差，因为一个独裁者被错误思想影响的几率不会小于民众被错误思想影响的几率，更不要说独裁完全缺乏民主制度的很多制衡。这件事情提醒我的是，在任何时候你都得允许不同的声音，关注不同的声音，无论这种观点在当时听起来多么可笑，多么荒谬。   

于是就有了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里写下的这么一段话(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在他的学说在上世纪60年代被视为异端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写了这本书)：更基本的动因是为了保持人们可以有替代的理论，直到情况发生改变使得变化必须发生。在私人和政府的安排中存在巨大的惰性，人们总是安于现状。只有危机－实际的危机或者可以预见的危机－才能产生真正的改变。但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可以采取的措施取决于当时有什么理论可用。这就是这本书的基本功能：发展一种替代的理论，保证这个理论一直活着，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变成政治上的无法回避。

弗里德曼的思想从60年代的异端变成80年代的主流，弗里德曼的一些门徒们试图让另外一种理论变成了异端：凯恩斯理论。不过幸好凯恩斯理论没有别消灭，否则这场危机到来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替代的理论可以用。可以说，现在全世界几乎都是凯恩斯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