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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海外中国学（汉学）专栏 [打印本页]

作者: 排骨鱼 时间: 2009-7-5 10:37
标题: 海外中国学（汉学）专栏
本帖最后由排骨鱼于 2009-8-10 12:08 编辑

我们办的报纸在7月1日创刊了，《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全国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大报。
其中开设了一个专栏叫“海外中国学”，介绍国外中国研究和汉学研究方面的东西，我把文章贴在这里，供对学术有兴趣的朋友们讨论和批评，有高见还可以向我投稿，稿费虽然不高，但国际影响力不小。

第一期（7月1日）

编者按：
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始自中国与现代世界碰撞之初，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世界汉学已经成为枝繁叶茂的大树。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国际学术界在近50年来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也日益升温，有渐成“显学”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有学者说现在正是中国学者出国就业的好机会，因为虽然不少学科的投入都在减少，中国研究的教职和经费却在普遍增加。这也许是一句玩笑，但的确从一个角度显示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为了增加读者朋友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现状的了解，也为了提供一个中外学者交流碰撞的平台，本版开辟“海外中国学”专栏，不定期地刊发海外中国学方面的评论，报道最新的学术动态，介绍重要的机构、项目、学者和著作等。
本期我们邀请著名中国学专家、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柏思德对欧洲50年来的中国学发展做一梳理评论。下期我们将回顾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敬请读者朋友关注。

欧洲中国学50年

柏思德（Kjeld Erik Brodsgaard）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从传统汉学中自然发展而来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古典研究仍然占据欧洲汉学的主导地位，很少有人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大学的汉学院系和研究所才开始设置现、当代中国研究教职。如今，当代中国研究的力量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的古典研究则处于守势。回顾欧洲中国学的发展，可辨识出清晰的三代。

第一代：争论“阶级斗争”观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影响最大的中国研究学者是法国索邦大学的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他提出的“转型社会”概念使其在70年代关于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大讨论中赢得了核心历史学家的盛誉。这一阶段的中国研究多采取一种“阶级斗争”视角，英国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铲除“所有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确保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德国的乔瓦尼•布鲁默（Giovanni Blumer）也是从阶级斗争角度对文革进行研究。然而，“阶级斗争”派仅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分析路径。杜勉（Jürgen Domes）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学》和《中国的政府和政治》等书中提出并发展了一种新观点：即功能/观念集团可能演变成宗派，恰恰是这些集团的存在主宰了中国的政治过程。由于指出了中国政治中存在着不止两个集团，杜勉的观点显然既不同于“两条路线斗争”，也不同于中国官方的自我表述。
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古典研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在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院（SOAS），施拉姆（Stuart Schram，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和沃克（Kenneth R. Walker）为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平台。施拉姆成为世界一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沃克则被公认为英国现代中国经济研究的奠基人。他的三位博士生（豪、亚什和诺兰）在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影响巨大。克里斯托福•豪（Christopher Howe）早在7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著述，自然应归于第一代学者之列。

第二代：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化
第二代是指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和随后的“改革开放”过程的影响。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社会立即进入了一个开放的时期，因而前往中国旅行和学习变得比较容易。在中国大学学习的欧洲学生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学生回国后把他们的新观点带入到传统的汉学研究所中。越来越多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中文。这一现象进一步促进了基于现代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的发展。传统的汉学研究机构开始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大学也最终允许设立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当然，仍有一些资深教授不情愿随波逐流。
第二代学者的研究主题和分析框架都发生了范式性变化。他们超越了中国官方的自我描述，开始质疑第一代学者的基本前提假设。第二代学者拒绝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范式，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中国政治在宗派和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他们重视社会力量和抗议现象，例如1978—1979年的社会运动。他们的研究兴趣还包括中央-地方关系，强调中国政治的空间维度，详细地考察个别省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少数学者则关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比较宏观的层面上，来自中国的许多新统计材料引起了人们对经济研究（包括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研究）的关注。但是，许多受到第一代学者启发的第二代学者继续强调应系统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不是仅仅对事件的演变过程进行事实性描述。一些经济学家还对中苏或中印比较研究产生了兴趣；另有一些学者关注具体的部门，例如农业和粮食生产。1978年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欧洲学者加大了对中国科学技术以及技术转让和获取方式的研究。瑞典的隆德大学甚至在1978年成立了一个“研究政策研究所”，研究中国、印度和越南等国的科技问题。
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同两个超级大国和亚洲邻国的关系。与此相关，中国国防机构和国防能力研究也引起了更多人的兴趣。已故的杰拉德•西格（Gerald Segal）的著作尤其值得关注，但他从未学习过中文，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并非第二代学者的代表。80年代末到90年代，对学术研究理论框架和经验基础的关注不断增强。1989年之后，欧洲的许多第二代中国研究学者重新开始关注社会运动。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关注中国社会的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在1989年苏东阵营瓦解之后，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

第三代：方法论和新议题
欧洲的第三代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受过更为严格的方法论训练，他们都学习过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课程，例如社会调查和访谈技巧。他们中的许多人除了曾前往中国进行研究外，还对欧洲和美国的主要研究中心进行长期访问。
同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研究主题有所变化，但就其规模而言尚不能称之为范式革命。第三代学者并不特别关注宏观经济问题，也不再关心以前所重视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相反，他们开始研究政治机构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或者某些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等较为具体的问题。研究主题还包括干部管理、党的角色、党与新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腐败问题以及各级、各部门政府机构的运作。其他新主题包括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和认同、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海外华人的认同。在欧洲的商学院中，中国研究也开始升温。
当然，第二代学者仍然活跃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里。一些学者继续研究他们原来关心的主题，有些则关注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主题包括中央——地方的关系、市民社会、私营企业家和私营部门、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机构改革、人口政策和人口学，以及中国与西欧的关系。
欧洲中国学需要“一体化”

与20年前类似，目前欧洲的中国研究仍然集中在法国、英国、荷兰、德国和北欧国家。欧洲其他国家不仅研究机构分散，而且规模很小，有时只有一两位研究人员，也没有相关的研究项目。通过建设ECAN网络，欧盟委员会致力于把分散的研究机构和个人联合起来。但这并不必然提高研究质量，也不一定会增强欧洲较之美国的中国研究的竞争力。为增强实力，欧盟需要通过启动大型研究项目和吸收新一代学者来刺激当代中国研究。这也可以使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摆脱成员国资助体系的束缚。国家的小规模资助鼓励学者使用各自的语言进行研究和发表，并导致某种狭隘性。目前，第二代学者仍然主导着欧洲的中国研究，第三代学者正在发展壮大，新的第四代学者尚在若隐若现之际。

作者: 永无止境 时间: 2009-7-5 10:43
支持一下！排骨啥时候给大伙赠阅几份，先学习学习。

作者: 排骨鱼 时间: 2009-7-5 13:12
没问题，往家多带几份，谁想看就来拿

作者: 排骨鱼 时间: 2009-7-5 13:16
7月2日：美国的中国学60年

照片说明：沈大伟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客座研究员等职。

美国的中国研究60年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十分活跃，因为新现象、新资料和新方法不断推动着它的发展。这并不是新现象，因为中国研究需要对中国的内部事件和对外关系做出及时反应。回顾历史，美国的汉学研究可以被分为五个主要时期，我称之为中国学研究的“五代”。
第一代：精英中心主义
20世纪50年代，研究资源主要集中于对共产党新中国的研究，包括其制度、领导人和意识形态。美国汉学家们最初致力于研究新中国有哪些因素是“新”的和“共产主义”的、哪些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哪些是独特的“中国特色”。这种“制度地图”式的研究是美国新中国研究重要的第一步。中国的意识形态、“苏联化”现象、中苏关系恶化以及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都受到密切关注。在中共八大之后，特别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美国学者发现中国政府内部有分裂的迹象，这引起对党内精英政治动态的关注。
尽管学者们不能进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仍然尽量运用归纳法来理解和评价中国的事情。南加州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研究方面的重镇。当然，中国研究也受到演绎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将苏联研究中得出的理论框架加之于中国。由于中国当时的封闭状态，美国学者们只能从香港和台湾等地进行远距离研究。他们当时只能用研究苏联的方式研究中国，于是中国研究成了所谓“克里姆林学”（Kremlinology）的一个变种：“北京学”（Pekingology）。资料不足和研究方法的制约导致了一种精英中心（而非社会中心）的视角，中国被视为一个由领袖、纪律和意识形态严格管控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研究态势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
第二代：三个研究重点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美国学者的研究议程，并导致美国中国研究第二代的兴起。精英政治研究仍然是首要研究重点，但学者们已经开始通过红卫兵小报之类的渠道了解中国内部的派系斗争，抛弃了以往认为精英集团内部是高度同质和团结的传统印象。除此之外，文革运动本身也开始成为第二重要的研究议题。学者们极力试图解释这场动乱揭示出的中国社会的本质因素及其变化。第三个研究热点是作为一个机构和一个内政行为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三个研究重点是第二代中国学的特点，约持续到70年代末。
第三代：走向微观
第三代研究从1980年持续到1989年。在这期间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开始允许美国学者到中国实地考察。随着改革开放和中美邦交的正常化，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各种社会部门和各色人等都成为了观察和采访的对象，包括政府官员、个体户、工人、农民、移民、青年人、老年人、知识分子和学生等。这一阶段的研究更新了美国学界对中国制度的看法，也为美国学者提供了关于中国政治决策过程更为完善和实证的知识。学者们也能够采访到一些中层官员和专家，这促进了对中国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因此，改革过程中很多“神秘”的事物被揭开面纱，这个过程使美国学者认识到中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更加的多样化和细致化的。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即更加侧重于某个具体地方或部门的精细研究，但是同时却失去了宏观上的总体把握。
第四代：解放军研究升温
1989年的事件及其原因和影响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关注。这种前所未有和无法预测的社会运动的本质和示威者本身都吸引了太多学术关注。巧合的是，此时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恰好刚刚被翻译成英文并在欧洲和美国发表，促使很多学者从市民社会发展这一角度来看待1989年事件。9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受到非同寻常的关注，包括它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和在1995-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解放军研究第一次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研究下一个重要子课题。
第五代：更加全面
9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中国研究一方面更加关注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新变化，另一方面开始关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中国经济在1992年邓小平 “南巡”之后繁荣起来，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涌现，甚至出现了一些群体性事件，这些都成为新的研究对象。1997年到2003年期间的领导人接班问题使精英政治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学领域再次复兴。然而学者们不再仅仅关注中央政治局，而是开始从制度角度展开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2010年第十八次党代会之际，美国学者们将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权力的稳定性、适应性和持久性上面。
第五代学者的另一个趋势是关注对外关系和军事领域，这是由于中国国际化和解放军现代化脚步的加快。中国的对外双边关系和中国在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中的多边行为也引起关注。虽然从事解放军研究的人数仍然不多，这方面的兴趣却在上升。

趋势：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微观
后三个阶段的研究展现给世界的是一个多样化的中国。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的多样性总体上是好事情，但也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越来越微观，结果越来越难以在宏观上进行把握。其后果之一就是美国新一代的汉学家对政策事务不感兴趣，或者说不想成为“公共学者”。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研究工作的微观性质，另一方面也是美国的学术任期制和学者追求学术生涯成功的压力所导致的。
美国中国研究的变化不仅仅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复杂性，也由于资料的日益丰富。各级政府的档案资料和文件、对各类人群的采访记录、人类学和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数据、大量的出版物以及网络和电子信息，使现在的汉学家们面临着与五十多年前截然相反的问题——资源的泛滥。资源的管理和控制将成为新的挑战。除了中国的新变化和新资源，渐成主流的“学术性”规范也在影响着中国研究的议题设置。学者在研究中经常引入某种分析和解释范式，或者干脆将其他领域的理论范式在中国研究中套用。例如，70年代盛行的利益集团理论和90年代的“市民社会”概念都被用来分析中国。结果，这些范式都未能很好地“适用”于中国的现实，说明这种做法或许具有理论意义，却无法解释现实。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或地区做得都好。我在这里仅简短地回顾了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在历史和人文学方面另有丰富文献。目前一个日益重要的趋势是，中国不再仅仅留给汉学家们去研究——很多来自其它领域和学科的专家现在也对开始中国进行比较研究。此外，大批留学后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在过去的30年中也为美国的汉学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总体来说，当代中国学在美国仍然保持着强劲和平衡的发展势头。虽然存在过于微观的研究导向和过分注重理论研究等不足，但是总体来说，美国的汉学研究依然活跃而健康。

沈大伟1.jpg (31.94 KB, 下载次数: 332)

沈大伟1.jpg

作者: 玉儿 时间: 2009-7-5 14:12
本帖最后由玉儿于 2009-7-5 14:18 编辑

本帖加精，似乎尚早，
既是期刊专栏，更是希望排骨能够坚持转帖...

小永建议很是，也想预定..

作者: 炸酱面 时间: 2009-7-6 13:57
学习，同样希望排骨能够坚持转帖...

作者: gunsmoke 时间: 2009-7-6 14:29
congratulations!

作者: 一抹蓝云 时间: 2009-7-6 14:57
3# 排骨鱼

也排队，跟着学习

作者: 七碗茶 时间: 2009-7-6 15:22
我过来读书看报了

作者: 西夏名猪 时间: 2009-7-6 15:29
报纸的名头不小啊。。。

作者: 深海芋头 时间: 2009-7-9 17:12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作者: 喜欢琥珀 时间: 2009-7-10 00:01
支持一把,抱着学习的态度!

作者: 深海芋头 时间: 2009-7-10 12:24
有范兄这样才学精深的邻居，真是我这等一读书就犯困，胸无点墨之人的幸事啊！

作者: 芳邻 时间: 2009-7-10 16:45

有范兄这样才学精深的邻居，真是我这等一读书就犯困，胸无点墨之人的幸事啊！
深海芋头发表于 2009-7-10 12:24

多来读报学习：

近朱者赤，近墨者有学问哈

作者: 长安新城娜娜 时间: 2009-7-11 14:46
学习来了！

作者: 排骨鱼 时间: 2009-7-13 14:09
7月7日专栏
作者是台湾人，粗看语言晦涩，细读却有一种独特的语言之美。
这篇稿子把我们那些习惯于大陆标准语言的编辑和校对都给搞得小疯一回。

中国学者带给国际中国学界的生态变化

石之瑜

中国学者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位置愈来愈重要，根据若干国际数据库的整理，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获得各国学术界大量引用的比例，日见升高，这在尤其是物理学、化学与材料科学等学科领域最明显。不过，相形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获得的重视，尽管随着中国学者积极交流参与，仍然未能真正有所提升。关键在于，在以欧美主导、且由英文专擅的国际学术界，继续在心态上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视为有待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平等参与对话的同仁。这样的心态已经引发华人学术圈的反省，身在欧美的海外华裔学者，港台学者，东南亚华人学术圈或大陆知识界酝酿出的响应，却各有特色。

自然科学家那种主张研究者与研究客体之间存在主客二元的关系，亦即认定研究者不会影响研究对象的研究假定，如今已经受到挑战，不过并不影响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力求客观的态度。但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就算多数人也同样采取主客二元的认识论，研究者力图影响研究对象的政治意图，总是遮掩不住，甚而许多研究者理所当然站在指导者的位置，试图以知识之名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状态，进行指指点点的介入。这包括近年所风行的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以及延伸而来的关于民主化、市民社会、产权制度等等研究，无不带有浓厚的对研究对象指导的意味，以至于欧美中国学家果然常在非关学术的媒体评论或智库报告中，满怀自信地对中国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评论。

对此最早提出反省的是欧美学界本身，透过反省，近二十年来已有学者批判自身学术史中的帝国主义倾向，因而主张要摆脱帝国主义来研究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大量加入欧美学术界的华人学者面对这种出自欧美的反省，反而颇为尴尬，因为他们总是努力临摹欧美学术界的理论，藉由操弄同一种理论来掩饰自己出自研究对象社会的身分。不过，在反省与批判的时代加入世界学术圈的这些华裔学者，从情感上可以体会对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界看待中国时的居高临下，因此不可避免在追求主流认可的同时，产生怨怼，因此在他们取得稳定的学术职位之后，其中未必甘愿继续为主流服务者，大有人在，于是在中国本身的学者孕育对欧美主流的响应过程中，他们有许多成为潜在盟友。

如果要了解中国学者带来的影响，可将华裔学者对欧美中国研究的既有响应分类。第一类出现较早，即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可以同样适用欧美主流理论的依据，比如在战国时代找权力均衡理论的证据，在明末清初找寻市民社会的证据等等。如果能够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欧美的所谓普世理论，就表示中国不是处在等待欧美先进来指导开发的历史落后阶段，中国早就有欧美后来发现的普遍法则，所以中国不落后。假如认为今天中国出现了某种现象不符合理论预期，那只能说是今天的社会科学家误把历史的短暂现象当成了模式。值得一提的是，采取这样辩论方式的佼佼者中，不乏来自香港者。

第二类与第一类的历史方法论雷同，如果第一类称为“中国早就如此”，第二类可称为“中国从来不如此”。亦即，中国始终与欧美遵循着不同的行为动机与模式，不会因为对欧美进行大规模文化学习后就被同化，转而遵循欧美所归纳的普遍模式。准此，中国文化价值所范定的行为模式是亘古犹新的，虽然根据时代演化，但必然在其自身基础上开展。所以，即使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中国人顾及人情面子的社会关系导向模式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而改革开放所带来与欧美在度的大量接触，甚至有助于恢复固有文化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采取这样立场抗拒欧美主流的学者，不少出自台湾，也有不少欧美汉学家，他们根据自己的生命经历，从主要是儒家文化中找寻知识资源，且近年在大陆知识界已经渐有回响。

相较于前两类在历史诠释中反省欧美理论，第三类则是因应地理情境的需要，东南亚的华人学者属之，他们身历东南亚土著政府对华人的政策起伏，因此特别敏感于华人的身分，为了能在当地扎根而谋求某种适当的面对中国的方式。这种融入异邦的需要，可与欧美华人学者必须谨慎临摹欧美主流的作风相互比拟。东南亚华裔学者大多数主张自己是土著华人，不是华侨，也不是离散中国人，因此回避采用民族主义或移民理论的观点研究中国。但另一方面，华人身分也带给他们若干对中国研究的便利，与对中国的认同感。其结果，他们既没有要处理的历史正确问题，像港台学者借着替历史正名以便能身在中国之内研究中国，也没有要对中国指导的姿态，像欧美学者借着抽象理论寻求介入中国之道。相形之下，他们需要在参与中国之际回避土著政府对他们的怀疑，故而务实的借用社会科学理论包装自己认识并参与中国的愿望，固然因而身在中国之外，但其间毫无介入改造中国的政治愿望。

中国本身的学者大量加入国际学术体系对有关中国研究的影响因而是显而易见的，那不只是更多提供关于中国的数据以证明欧美理论威力的学术装配工而已，更不只是更多战战兢兢学习欧美理论赖传播欧美科学福音的后进而已，当然也不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遇欧美则反的民族主义尖兵。就算中国学者之中确实有一心想要临摹欧美学术理论者，也有反对中国现行体制者，但是他们自觉身在中国的意识本身，就已经准备好了某种可以对欧美理论采取质疑的一种情感能力。这样的情感能力已经敦促海外的中国学者，以各种中国近年的改革经验，主张对欧美理论采取修正或推翻；也敦促国内的学者从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当中，找寻与欧美理论预设相异的历史材料；更因为在开放过程中大量吸引海外华人学者回归，以及实际上需要与东南亚社群建立不受欧美强权主导的国际关系，使得如何透过文化与社会关系探究国际交往准则的需要受到重视。

于是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加入国际学术界的意义，就远远超过自然科学界对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起了一种在身分上的统合力量，他们之间个别人采取的知识立场与理论视野或许不相为谋，但是他们共同勾织了一个外于欧美学术主流的园地，各自根据社会主义改革的特殊经历，或中国固有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或世界华人知识界的脉络，与过去面欧美学术主流进行单打独斗是反省的欧美华裔学者，港台学者，东南亚华裔学者，进行大规模的交往融和。并不是说因此就会产生一个抗拒欧美的知识势力，而是在大量引进欧美学术的同时，并存着反省欧美知识的多种角度。这是欧美学术界赞扬中国学者加入欧美主导的国际学术界，尤其中国研究学界时，所很难体会到的重大意义。

作者: 一抹蓝云 时间: 2009-7-13 14:44
比英翻中还难吧？呵呵

作者: 北方の狼 时间: 2009-7-13 14:51
好的文章，可惜我心已长草,读不下去了.

作者: 排骨鱼 时间: 2009-7-20 13:27

加州学派：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海外兵团

瞿商

国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传统阵地，主要以英国剑桥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为代表。剑桥大学对中国史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美国的哈佛大学有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等人。但是他们主要遵循传统的描述性历史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新经济史学的长期浸染，国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开始广泛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其中，以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崛起并成为主导力量的美国加州大学为代表，形成了所谓的加州学派。加州学派，也称尔湾学派，是以近年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以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王国斌、彭慕兰等人为代表形成的一个针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流派。这一学派的成员是一个松散的组合，学者并不仅限于加州甚至美国。黄宗智、贡德•弗兰克等人可以被归为这一学派。中国大陆学者李伯重，因为曾在该校留学和讲学，其观点与他们相近，也可以被归为这一学派。加州学派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所崛起的显赫的学术流派，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海外兵团。为此，《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组织了对加州学派的代表作《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等著作的几次讨论。这充分说明了加州学派的研究结论及其新颖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计量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

计量经济史创兴于20世纪20~30年代，荷兰的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计量经济史的鼻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计量经济史学成为西方经济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其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 W.Forgel）。
计量分析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史料，开拓历史视野，使传统的定性分析更加精确。实际上，它与传统描述性经济史起到了互相补充的作用，对传统定性分析起到了证实或证伪的作用。一些经济史的数据经过有效的计量分析，与传统观念不符的历史事实就出现了。这可以纠正原来被不完整描述甚至被错误描述的经济史，也可以改变原来的传统观点，是加深或重新认识经济发展过程的有力工具。
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的附录Ａ～Ｅ中计量了一些前人未曾计量过的经济史数据，其中对虚拟面积的计量，以说明引起经济体变化的内在资源的供求约束机制，充分体现了他的创新。李伯重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肥料需求和输入、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控制等都进行了数量上的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创新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研究视角的创新

研究视角创新的第一个方面是探讨中西发展道路歧异成为普遍主题。近年来，探讨中西发展道路的歧异再次成为研究热点，反映了学术界对中国改革以来江南地区农村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浓厚兴趣。他们试图从经济史的角度，将这一独特的发展道路诠释为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历史积淀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经济现象。王国斌和彭慕兰注重经济、社会和政治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并试图从中探寻中西发展道路分化的根源。他们提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观点，并把这种观点应用于对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而把中国经济史研究纳入到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范畴中。加州学派还创新了比较研究法，也就是既要以英国或欧洲为参照系来观察中国（这是以前经济史研究通常使用的方法），又要以中国为参照系来观察英国或欧洲，称之为交互比较研究法或双向比较研究法。后一种研究方法则是近年来加州学派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上所表现出来的创新之处。加州学派对18世纪以来欧洲和中国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彭慕兰的考察结果表明，18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共同之处多于19世纪和20世纪两者的共同之处。为什么英国随后发生了那样极端的经济变迁，而没有在旧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王国斌更加强调变动中的欧洲经济政治所出现的一些结构性特征对传统经济所发挥的解放性作用。而彭慕兰更加关注欧洲之外的因素，即他所谓的“全球性关联”—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英国开拓了美洲新市场，使英国参加到全新的世界贸易体系，并给英国提供新的能源供给。而这些因素在19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中未能找到。这种研究远远超越了传统上对李约瑟之谜的探讨，而将中西经济社会发展岐异的研究从技术层面提升到非技术层面。

研究视角创新的第二个方面是从整体经济发展的比较转向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这主要反映在彭慕兰和黄宗智的经济史研究中。黄宗智选取了华北和江南地区与英国进行三方交互比较（两两比较），彭慕兰主要选取江南地区与英国及当时世界上其他经济先进地区的比较。他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与欧洲作为一个经济整体一样，其内部范围广泛，区域发展差异巨大，笼统涵盖式的比较不能有效揭示经济发展歧异的本质。比如，明清时期，乃至现代，中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江南地区，正如欧洲其他地区在19世纪远远落后于英国一样。而这正是他们选取特定区域进行比较的动因。对特定区域的选定，比如18世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和欧洲经济最发达的英国，一方面要让二者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也要让比较显示出积极的意义来。而这两个方面，彭慕兰和黄宗智都具有独到的眼光。这些特定区域的经济社会的比较显示，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影响着整体经济的发展。欧洲的发展是由英国带动的，而中国的不发展在于江南地区落入了内卷化的陷阱（黄宗智），或者江南地区被外围的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工业替代消磨了发展的后劲（彭慕兰），等等。作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史研究的真正现实意义在于，应该对当代中国江南地区乡村工业化发展前景做出怎样的判断，进而影响到政府对这种发展所采取的政策。

第三个创新的方面则从短时段的研究转向长时段的研究。传统的经济史研究，尤其是国内的经济史研究，大多以历史朝代为分界点，人为地把连续发展的经济史割裂为断代经济史。这种断代经济史最主要的弊病在于使研究者往往着眼于经济社会某一阶段生产关系剧烈变化周期的研究。经济史作为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一门科学理应将重点放在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发展变化上，这样更容易看清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也可以更好地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从中寻找到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因。显然，断代经济史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关系，从而也就不能很好地揭示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及其本质。近年来，加州学派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的这种局限和弊病。把研究时段向前或向后延伸，使经济史从短时段的断代经济史研究转向跨越了若干个朝代的长时段经济史研究。比如，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考察跨越了明清两代，甚至上溯到宋代，下限则延伸到改革后的20世纪80年代。

此外，加州学派还出现了从个别经济变量的研究转向全面经济变量的综合研究，从运用传统的回顾性分析到回顾性分析与前瞻性分析相结合，从单一经济史研究转向整体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等等的特点。这些都是国内经济史研究所少见的。

挑战欧洲中心论和英国道路普遍论

值得重视的是，加州学派在对传统学术进行再评价的过程中，进一步挑战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进而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或多中心论的观点。欧洲中心论是伴随着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向全世界扩张而来的，并成为传统学术思想史的主流。其大师级人物首推黑格尔和马克斯•韦伯。早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史学家柯文要求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加州学派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前提下，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或多中心论。被视为入围加州学派的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直到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居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欧洲是在19世纪搭上亚洲经济发展的列车才幸运地发展起来，并最终超越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只是到了19世纪，中国与欧洲在发展道路上发生了分流。欧洲在其充分工业化发展之后，才占据了世界上中心地位，而且，这个中心才具有真正的实际意义。安格•麦迪逊等人则指出180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中国的3倍多，即使是在14世纪，西欧也超过了当时亚洲经济领先的中国。这些研究成果破除了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观点，指出了前近代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或中心之一。
英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是否还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义，是否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道路而必须为世界上所有尚未现代化的国家所遵循？加州学派也对这一学说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他们认为，肯定当代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实质上就要否定英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普遍性意义。
王国斌的研究证明经济发展的道路并非是朝着欧洲的唯一方向发展的。英国通过城市工厂工业化发展起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江南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发展乡村工厂工业化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这里，人类历史发展体现了多元化的道路。作为加州学派的中国大陆代表人物李伯重，其观点与王国斌完全相同。他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英国城市工业化发展道路不适合明清的江南地区，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原始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更准确地说是乡村工业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启动力。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拥有发达的农村工业即乡镇工业是江南地区农村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它与城市工业化不同之处在于它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和小市镇。这些乡镇工业一般规模较小，技术装备水平也较低，大多以轻工业为主，女工占有比例较高。这些特点都与清代江南地区许多地区工业超过农业，农村人口更多地依靠农村工业为生的情况相同或相似。可见，江南地区的“过去”仍然存在于“现在”之中，历史仍然在延续。今日江南地区充分证明了中国从农村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完全可以不同于英国从城市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 炸酱面 时间: 2009-8-11 13:16
计量经济学提供了很多好方法，但数据是个难题。

作者: 排骨鱼 时间: 2009-9-14 12:07
伦敦经济学院的中国情结
作者：周真真《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7-21
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简称LSE，也可译作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由韦伯夫妇（Beatrice和Sidney Webb）于1895年创立，并在1900年成为伦敦大学的一部分。LSE在英国独树一帜，其教学和科研集中在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并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拥有多项处于领先地位的成果，其图书馆藏有300多万册图书，堪称英国乃至世界主要的社会科学资料中心。
　　LSE自成立以来，以“中左翼”思想立校，追求平等和自由，讲究“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秉承自由思想多元学术的精神。创办人韦伯夫妇、萧伯纳、华莱士均为社会主义者，英国重要政治力量费边社的首脑人物。从韦伯到吉登斯，LSE一直是英国费边社的主要思想库和工党重要智囊。如今主导英国、影响整个欧美的“第三条道路发展理论”，便来自于LSE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尽管LSE以中左翼思想立校，是社会民主思想的堡垒；但是LSE也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基地，形成了韦伯—拉　　　　　　斯基—吉登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罗宾斯—哈耶克—波普的自由主义两大发展轨迹，主导了英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学院一直依循公正的办学及研究原则，热衷思辨，讲究大众教育、多元教育和国际化教育，反对精英教育和贵族式教育，院长及教授皆有各种政治倾向与学派背景，展示了对多元理念的兼收并蓄。多元理念也使LSE成果频出。LSE在经济学领域曾有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展了最具权威的经济理论，许多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有影响的思想、政治体系也源于该校。学院还培育了大批国会议员、贵族议会议员、世界各国政府现任或历届首相以及大量的国际知名企业家和金融家。其学政商人物出没之频繁，足以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媲美。
　　学院多元化、国际化的风格也使中国学子源源不断地加入进来。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尊崇学院流行的拉斯基学说。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王造时、吴恩裕、徐志摩、金岳霖、张君劢、张奚若、陈源、萧乾、龚祥瑞等一代才俊都曾经来LSE治学，如费孝通在LSE攻读了博士学位，罗隆基则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这里做研究。这一批人回国之后，或组党、或办报，力求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费边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但“文革”中断了中国学生学者与学院的密切联系，LSE在中国的影响丧失殆尽。“文革”后，为数不多的LSE中国校友开始逐渐活跃起来。武汉大学的王铁崖先生，30年代在LSE治学，到“文革”后，与其同时代归国的法学学者几乎都无力重拾学术。而老先生重新顶起了中国的国际法研究，在国际法学界培养了一批弟子。与此同时，新一代LSE校友开始在中国的经贸、外交、学术各领域活跃起来。周文重、张业隧、龙永图、王光亚、杨洁篪等人成为中国外交、外贸领域的重要领导人。
　　2000年以来，前往LSE学习的中国学生大幅增加，几乎占据了金融、财会等LSE硕士热门专业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2006年，在伦敦商务孔子学院的诞生庆典上该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说：“在LSE大约有500多位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自中国内地、300名来自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800名中国学生约占LSE学生总数的10%。LSE与中国的合作已经延伸到许多领域，如：LSE—北京大学暑期学校，LSE—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双学位，LSE—复旦大学传媒与通讯双学位等。中国是LSE外联处在全球唯一设代表处的国家，可见中国对LSE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LSE关于中国的研究在不断取得新进展。为了加强LSE对中国的相关研究，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htwang）开创了“中国比较研究”的视角，即把中国作为一个参照系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作当代的和历史的比较，进行跨学科、跨机构、跨国家的多元合作研究，并于2005年设立了LSE以中国比较研究的硕士点为主体的“中国比较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的研究在新的、更高的、更专业化的起点上的再生，旨在培养具有比较视野的、以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专业人才。
　　与此相适应，“中国比较研究网”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twork，缩写CCPN）应运而生。它由LSE亚洲研究中心和人类学系的学者共同发起，附属于世界人类学大本营、英国唯一的五星级人类学系，汇聚了LSE 20余名中国问题专家，涵盖了人类学、发展研究、经济史、经济、金融、国际史、国际关系、法律、管理、媒体和通讯、社会政策、社会学、统计学等系所。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关于中国的以比较视角为核心的融教学与学术活动于一体的全球性学术组织，CCPN“关于中国的高等研究”不仅是“LSE的中国高等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它力争汇聚LSE和全球从事中国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成为在中国比较研究方面世界一流的学术重镇，以在全球背景下促进对中国有关课题进行比较的和跨学科的研究。2009年3月25—26日，CCPN还在南京大学召开了首届“关于中国的高等研究国际研讨会——长三角区域中国企业家价值取向和关系的研究”，并取得了圆满成功。该研讨会是伦敦经济学院支持亚洲研究战略的一个试点性的项目，体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自由、创新、多元和思辨的精神。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伦敦大学高等研究院）

http://sspress.cass.cn/paper/4233.htm

作者: 排骨鱼 时间: 2009-9-14 12:53
从理论假设到生动的思想史：对中国研究60年的反思
作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 日期：2009-7-23 15:02:00

　　1949年美中两国突然断交，这使美国的中国研究受到很大挫折：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旅居中国的在中国研究方面有丰富经验和扎实知识背景的国外学者被迫离开中国大陆；另一方面，在麦卡锡时代，美国很多“中国通”遭受迫害，进一步严重影响甚至是阻碍了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健康发展。当时，就连为人诚实、知识渊博的公职人员谢伟思（John Service）也被扣上了“对共产主义软弱”的帽子。
?　　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此时美国政府才惊呼对远东地区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开始重视地区研究，有意识地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计划。“国防部奖学金”（National Defense Scholarship）项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启动的，该项目对学习中文等语言给予资助。我于1969年在耶鲁大学开始读研究生和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曾两次获得该项目的奖学金。我们的中国研究常常因为美国政治的变化而变得扑朔迷离，而我们那一代的年轻学者的研究虽然获得了政府的资助，但是大家一直以反对美国政府在越南的政策为己任，并为之奋斗，甚至对之前的中国专家如费正清也开始持质疑的态度。当时，我们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虽然我们对中国一无所知，也没有长期旅居中国或在中国学习的经历，但是我们有权用怀疑的眼光和批判性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老师。似乎他们对越南战争也负有责任。
　　?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我们幼稚地成为左倾青年，并幻想着“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纪元，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命运却一无所知。就这样，1973年我去了台湾，开始了关于五四运动的博士研究。我沿着周策纵（Chow Tse-tsung）的研究路径，并决心用“文化大革命”这个概念来解释20世纪前10年的历史。
　　?初到台北时，由于我的中文水平有限，受到很大限制，同时当时我的脑子塞满了理论——尤其信奉葛兰西和萨特的理论，他们强调知识分子的关键作用是在与资产阶级决裂方面。在台湾期间，我们研究了具有争议性的五四知识分子，如在“禁书屋”（dirty books room，禁书屋是当时一个特定的称谓，指国民党专门为国外学者设置的，以便于他们调查对国民党而言具有很强政治敏感性的材料）研究鲁迅。
?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真正”的中国研究始于1979年2月中美两国重建外交关系。当时，我很幸运地成为第一批中美交流学者中的一员。我仍清楚地记得，1979年春，费正清来中国时，邀请我们这群在北京大学学习的美国学者到他下榻的酒店，好让他从我们这里“学习”中国，当时我们感到特别骄傲，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些可笑。费正清在1949年以前一直旅居中国并在中国任教，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与中国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被割断了。费正清对清代典籍的熟练掌握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他还给我们讲述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骑马去十三陵的故事。我们这群知识浅薄的年轻人，有幸近距离地观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的中国思想史。
?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开始了正式的口述史工作（我对张申府的采访工作是当时作为破冰尝试的采访之一）。当时正逢中国的社会史在经历了几十年“阶级斗争”理论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年轻的中国专家，他们和逃过了“文化大革命”劫难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起，开始脱离左派化的时代，非常渴望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美国学者之间出现了重要的合作，并导致了地区史研究的新生以及对原先那些“禁区”的批判性评估。
?　　在五四研究领域，这反映在我们开始扩大研究范围，从原来的仅局限于对北大和北京的研究扩展到包括上海、武汉、广东和湖南地区等，同时关注的人物也从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扩大到胡适、章炳麟、周作人和朱光潜。我认为，近20年来的中国研究是1949年以来最有活力的20年。在此期间，中西方学术合作上表现出一种兼容并蓄、视野开阔的精神，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共聚一堂，共享资料，并就不同的观点展开热烈的讨论。
　　?如今，来自韩国、日本和欧美的学者定期会聚于中国，因为对不乏真知灼见的学者而言，这里是研究中国最好的交流场所。近几十年间，在从单纯的理论假设转变为具有生动形象的历史方面，中国研究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且这一转变才刚刚开始。假设当前的和平局面和良好关系得以延续，我们在接下来的60年间将看到更加繁荣和富有成效的学术交流。
　　?在中国研究方面，已经建立起了一个真正具有全球视角的坚实基础。我们期望人们不再关注研究中国的学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一时代的到来。到那时，真正能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历史真相是否被学者生动地再现，而这将把历史带进一个与现在和未来面对面的时代，我们也因此成为能够真正秉承“实事求是”的幸运儿。
(小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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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版权所有

舒衡哲，美国著名汉学家，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五四运动史研究。现任教于美国威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是该校“费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79—1980年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除了历史研究之外，她还写作诗歌和短篇小说。著有《漫漫回家路：一部中国日志》（1984）、《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1990）、《张申府访谈录》（1992）、《在断裂的时间之河架桥：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文化记忆》（1998）以及诗集《一勺光》（2000）等作品。
　　其新作《鸣鹤园》最近在美国出版，受到很大关注。该书中文版已于今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意在以一种充满创作力和优雅的方式，探索一座物质已逝但精神长存的花园。书中，舒衡哲用诗一般的语言，揭开鸣鹤园曲折的历史，展现了这座花园如何成为反映历史和语言的载体，关注并记录了记忆和纪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该书把口述史、知识史以及园林美学理论和1860年以来圆明园的变迁结合起来，表现手法上极具创新性；内容如百科全书般丰富多彩，字里行间透出艺术的优雅芬芳，娓娓道出了记忆和废墟如何通过个体和文化实现精神上的复活，内容上极具震撼力。
　　此外，她还新出了一本个人诗集《记忆之凿》。这本诗集融合了情感、智慧和历史思维。诗人哈米尔（Sam Hamill）评价说：“这些表面看上去简单、直接、浅显的诗句，实际上是‘有机的’，深入到了犹太、中国和其他古老传统之根，像清晨第一缕阳光那样清新、自然，给人以美的享受。”费什曼（Charles Adés Fishman）则说：“舒衡哲的诗句真切地描绘出她的爱、喜、悲、欲，生动地再现了往事，使它们未随历史的消逝而被遗忘。这部散发着魅力和优雅气息的诗集渗透出神圣和永恒，此乃舒衡哲轻舞‘记忆之凿’，一丝丝微凿而得。”诗人莫思（Stanley Moss）认为，舒衡哲的诗“字里行间流露出芬芳的自然美”。另一位诗人库珀（Michele F. Cooper）则认为，“《记忆之凿》既是望远镜又是显微镜，将我们引进奇妙的世界，使我们能自由驰骋在中国、犹太和个人文化之间”。(小乐/编译)

作者: 排骨鱼 时间: 2009-9-14 12:55
2000年以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
作者：吴原元日期：2009-8-6 10:34:00
　　美国学者倾向于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且把这种研究推进到诸如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学、法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不再把自己局限在历史学的一个角度，这说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式已发生了变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不仅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同样也为美国学者所关注。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开始关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中共党史的学术著作——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出版的中共党史著述堪称汗牛充栋。笔者根据收录有1861年以来北美地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博、硕士论文文摘的 PQDD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数字化博硕士论文文摘数据库），对2000年以来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进行调查，发现自2000年以来美国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博士论文达134篇。

　　研究范围广泛成果丰硕

　　2000年以来，美国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博士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国共内战。例如，《恽代英与近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的出现：五四时期武汉的激进社团》一书，通过考察互助社和利群书社的活动及其同其他类似团体和组织间的论战，论证产生于五四运动进入关键时刻的激进政治文化是如何在武汉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中形成的；《红色革命的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形成，1903—1921》，通过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课程、环境、教员、学校和长沙这座城市的政治及社会环境的考察，探讨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有密切联系的一代青年学生和学者们意识形态的形成，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在促使他们的意识形态向共产主义转变中发挥的作用；《国共和谈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和《成为上帝：中国第三次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与等级制》关注的是1945—1949年的国共内战，前者详细解读国共和谈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后者考察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时期的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所关注的问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文献资料研究新中国的外交关系。《中苏分裂：1956—1966》，根据俄罗斯、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以及有关中文档案，详细分析了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从敌意到和睦：伟大战略、实力政治和中美关系，1961—1974》，探讨冷战期间中美长期冲突的原因、动力；《从合作到冲突的中越关系，1950—1978》，利用越南档案文献对中越关系由合作走向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

　　二是从另类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重大运动。《别样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与阶级》和《文化大革命在陕西农村的动力：1966—1971》，前者考察19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形式的社会抗议的发展及其政治意义，后者利用县志资料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乡村政治暴力的变化；《性别平等与国家建设：大跃进运动时期的性别冲突》，考察“大跃进”时期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发动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以实现性别平等这一目标为什么会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国干部与苏联专家，1949—1957》，以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建为例，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

　　三是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银幕上的美学政治：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与中国少数民族电影，1950—1960》和《生命政治与电影：实践、表征和社会主义者的塑造，1949—1966》，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的视角分别探讨在苏维埃社会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创造强有力的政治形象和电影在中国共产党将市民塑造成社会主义者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思想与身体的转变：土地改革与中国的政治文化，1946—1952》和《通过识别错误以训练一个新政府：土地改革中的纠偏运动，1946—1952》，则以土地改革为视角探讨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高度政治化的政治文化根植于中国乡村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偏差训练、教育党的地方干部。

　　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关注的主要是改革开放及其给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带来的变化。这些博士论文以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政治与政策、经济变革与经济贸易政策、乡村经济与政治建设、社会安全与公共卫生健康、司法改革、军事国防建设、文化教育、知识分子政策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就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效进行研究。例如，《体制内的干部：中国城市的市场改革、组织调整与阶层形成》、《政治的人格化：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人文联系》、《中国城市内的政治参与和变革》，关注的是中国国内政治；《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央和地方对非国有企业的政策》、《中国经济的变革：1978—2000》、《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以外汇制度改革为例》、《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和解：当代中国关于“私有化”的争论》等，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变革；《当代中国乡村管理的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的乡村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改革：21世纪中国法治的前景》，考察的是中国司法改革；《制造知识精英：社会主义中国的成人教育、职业能力与精英变革》、《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市场经济力量与政治控制》，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的相关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受关注

　　纵观2000年以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博士论文，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主流集中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实效。经粗略统计，在134篇博士论文中，以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的仅有16篇，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时期的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的有32篇，而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的则有86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往往同当代中国研究融合在一起。大量关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博士论文，既可以说是中共党史研究，也可以说是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这意味着，美国学者倾向于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且把这种研究推进到诸如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学、法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不再把自己局限在历史学的一个角度，这说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式已发生了变化。

　　在研究方法方面，自2000年以来美国学者强调从跨空间、跨学科和对问题综合研究的角度系统理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各种关系和变化。为此，美国学者着力追求开拓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诸如比较研究法、逆向考察法、心态史学法、数量分析法等都在被不断地使用或综合运用。例如，《中国市民的家庭背景与生活机遇，1950—1996》，从两代人的视角考察阶层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形成；《中国的社会运动与媒体流动：五个历史上的环境运动，1949—2000》，采用个案分析方法和综合历史法，透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中国的社会和环境运动；《体制结构与社会流动性：1949—1996》，通过采用口述史研究方法以及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全面分析体制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

　　研究主体为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

　　研究主体的结构及不同研究主体的关注点方面亦呈现鲜明的特点。自2000年以来，华裔学者和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已成为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主体。笔者统计发现，在134篇关于中共党史的博士论文中，89篇博士论文的作者是华裔学者或中国留学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89篇由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撰写的博士论文中，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实效为研究对象的有68篇，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的有7篇，以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的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的有14篇；而在45篇由美国本土学者撰写的博士论文中，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为研究对象的有18篇，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的有9篇，以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中共党史为研究对象的有18篇。显而易见，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关注的主要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变革；美国本土学者亦关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他们较之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更为关注民主革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中共党史。华裔学者，特别是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之所以特别关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母语是中文，生活成长于中国，并在中国接受过系统教育，对中国国情有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自2000年以来伴随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思想文化都出现了巨大变化，这其中确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此，在由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撰写的博士论文中，既关注村民自治和农民工问题，也关注收入差距、腐败等社会问题。

　　美国学者的研究多带有价值观偏见

　　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容易受中国情况变化和研究者所在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影响和制约。自200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增强、社会生活变化明显，研究解读当代中国成为美国的迫切需要。正如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哈里·哈丁所说，“中国政治、经济变化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国际经济、战略和环境问题上所处的重要地位，迫切要求美国尽可能地得到有关中国最客观、最全面、也最准确的知识。”正是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吸引了包括华裔学者、中国留学生及美国本土学者在内众多学者的关注。

　　另外，2000年以来美国学者对于当代中国和中共党史的阐释，多从其价值观出发，采用集权主义、多元化或制度结构模式研究。例如，《企业家党员：改革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调整》的作者在研究中预设了一个前提，即经济发展与政治控制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交换关系。在这一前提下，该篇博士论文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控制之间必然存在的交换关系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成功维持其政治控制的。《中国的农村税费改革与专制统治》的作者首先认定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当代中国是一个专制社会。在这种有色眼镜之下，作者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税费改革，得出税费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这一结论。作者从其价值观出发来解读当代中国，显然无法得出客观公正的研究结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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